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中央机器厂

  中央机器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工厂。筹建于1936年底，始建于湖南省湘潭的下摄司。1938年春，日军迫近武汉、湖南。4月，决计西迁昆明。这样，这个聚集着许多国内优秀工程技术人才，配有先进设备的机器厂，就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畔安家了。中央机器厂被称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导；现在是驰誉国内外的昆明机床厂。

诞生及筹建经过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有鉴于外患之深，国防需要之切，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决计加强工业实力。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制订了一个发展重工业的“三年计划”，经国民政府核准，于1936年7月起实施。其中一项重点计划，就是建设一座包括制造航空发动机、动力机械、工具机具的机器制造厂。1942年中央机器厂建厂四周年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在“训词”中说：“中央机器厂为国营机器工业中最早之厂。”

  1936年1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机器厂筹备委员会，主任是王守竞，委员有庄前鼎、周茂柏、夏彦儒、张乔啬。王守竞是我国早期的一位物理学家，1922年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后为清华大学），1924年赴美留学（同年赴美留学的有周培源等），曾获哈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北大理科研究院教授。出于爱国热忱，王守竞对当时的资源开发、国防工业都提出过独到的见解，深得翁文灏的赏识。1933年夏，受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兵工署任职，后来担任中央机器厂的筹委会主任。

  筹委会成立后，选定了在湖南湘潭下摄司处建厂；分别在南京、上海、杭州、汉口等地招收人才；提出了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方案。1937年11月，下摄司预备厂厂房、宿舍相继建成后，筹委会即由南京迁到下摄司。但由于战局变化，我国这座建设中的大型机器制造厂，却处于可能被战争扼杀的危难之中。

被迫内迁到昆明落户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1938年冬，日军攻占汉口，向湖南迫近。湘潭离前线不远，亦遭空袭。在战局紧迫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国家重要资财，中央机器厂决计内迁，经资源委员会裁可，迁往昆明。

  在昆明选择厂址时，从安全考虑，最后选定在昆明市北郊黑龙潭附近的茨坝。这里，地形依山，树木繁茂，环境也很优美，而且靠近城市，交通方便。筹委会一面派人办理征购土地，搞厂房设计，抢建员工宿舍；一面指示由在湘的预备厂主持迁厂工作。当时，除了在湘资财100余万元，暂托中央钢铁厂筹委会代管外，迁滇器材多达5000余吨，迁滇员工200余人。数千吨器材的大转移，工作十分繁重而艰苦。战争时期，运输繁忙，所有运滇物品，均先到株洲，由广东、九龙、香港，再由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运入昆明。由于运输线长，卸装繁复，还要时刻提防敌机轰炸及沿途受损，迁厂工作至为艰巨。但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员工们以抗敌救国之决心，同仇敌代之气势，不怕牺牲之精神，竟以神奇之速度，于1938年5月，就把大批设备、器材陆续运达昆明，创造了大型厂快速转移的奇迹。

  此时，茨坝新址的厂房正在建设中，无法组织生产。于是，一面将机料运到农村保护好，一面在昆明租用了太和街121号房屋为仓库，以绥靖路（今长春路）77号为临时厂房，先行制作工具机，及应付临时订货。这样，来昆员工不仅有了工作的机会，而且能够安定下来。由于战事影响，进口的设备和器材，不但耽延时日，还屡受损失。购自德国的价值30余万美元的工模夹具、机器设备，1938年发货至香港，本来可以由海防运至昆明，但反而由港入湘，反复辗转才运到昆明。一部分从美国购入的设备，也曾被迫滞留在菲律宾，迟迟不能到达。

  1939年6月，茨坝厂房基本建成。1939年9月9日，筹委会宣告结束，正式命名为“中央机器厂”。历经曲折的这座机器厂，“怀胎三年”，终于在抗战烽火中呱呱堕地了。投产开工之日，员工们兴奋异常。为了保证顺利投产，负责供电工作的王守泰，想办法从城里拉了一条输电线路，在庆祝开工大会上，欣喜之际，还摆弄了一个小技巧，玩弄了一个小嗪头，通的电是用火柴点燃的，由经理王守竞的夫人点着火柴，火柴一烧断，电闸就合上了，乐得大家喷喷称费。

建厂初期的组织机构及演变

  中央机器厂投产初期，下设有5个厂：蒸气透平厂、锅炉厂、煤气机厂、发电机厂、汽车厂（均称分厂）。各厂只负责设计工作，制造事宜则集中由工务处管理。厂下设有4个处（后设置了总管理处）。工务处任务最重，下属单位也最多，有样板工具组、特种出品组、纺纱机组、普通出品组、铸件模型组、锻柳冲剪组、热处理组、表面处理组、装箱组。厂里还有一个化验室，由吴学蔺负责。

  1940年2月，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分厂提格为厂，并调整了分工，扩大权限。第一厂，制造蒸气透平及附属机械（后迟迟未成立而改产）。第二厂，制造蒸气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厂长施伯安。第三厂，先行制造煤气机及煤气发生炉，厂长张宝龄。第四厂，制造大型发电机及电动机，厂长王守泰。第五厂，汽车制造及装配，厂长史久荣。工务处之下的原来各个组均改为出品组，计有工具机出品组，制造工具机械；纺织机出品组，先制造小型纺纱机；特种出品组，制造炮弹引信及机关枪零件；普通出品组，制造普通机械；煤炭汽车组，制造汽车用煤气发生炉。1942年7月，又将第一厂变更为炼钢铸铁厂。纺织机出品组，因业务扩大，改为第六厂；普通出品组也升格为第七厂，生产上扩大到制造农业机具。在原材料匮乏、进口材料遭到封锁的情况下，在西山附近建设了西山炼钢厂，自行设计制造设备，于1942年7月投产。

  从中央机器厂庞大的组织结构、细密的机构设置，以及随着生产的扩大，机构的调整，可以看出这个厂投产后，虽然客观条件很差，物质条件十分艰难，但是，工厂依然稳步前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生产上的蒸蒸日上，为支持抗日战争，提供了多方面的物质来源。

经营特色和重要贡献

  中央机器厂在战争年代得以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治厂有方。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厂有一套坚定明确、科学、严格的治厂管厂方针。它要求：人事管理制定规划，用人必求其精，冗员必须淘汰，使之成为一支生产劲旅，为建设国家之先锋。它强调：“工作之迅捷，物用之节省，开支之减低，三者为工厂管理之基本”，进而具体提出“以审核制度，检讨置办用途之是否适当，而以综合全厂盈亏。以业务管理求营业之健全与发展，勿使产品囤积，有碍资金之周转，以业务之发达，刺激生产机构之加强”。在生产组织方面，除实行科学的管理手段，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外，十分注重内部的团结、工作的配合。后任厂长费福焘从机械工业的生产特点出发，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机械制造工业有如“足球之传递而达制的”；又如“钟表齿轮之配合，一轮走则全盘皆动，而指针随时随地，即有准确之表示”。为此，要求各处各厂“均须分工合作，互相联系，互相贯串”，才能达到“经济上调度得以充裕，工作之分配得以平衡，产销之敏捷，质量之精多”。

  中央机器厂的产品、品种是很多的。大到2000匹马力水轮机，小到纺纱上的钢领圈；既有结构复杂、精度高的机床，又有极为简单的丝攻、螺帽；以制造为主，又兼搞修配；注重民用产品制造，也承担军品生产任务。当时，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为求得工厂之发展，供应社会之需求，厂长王守竞有句名言：“只要有一个合适的价钱，我什么都能做。”原中央机器厂技术人员雷天觉回忆说：“那时提出，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当时，后方汽车运输油料奇缺，被迫以煤气作为能源。中央机器厂就及时制造了汽车用煤气炉。修筑滇缅公路上的大桥需要钢索桩柱，就用回转炉炼钢，支援了架桥工程。

  当时，许多民用产品，实际上都是与战局演变、战时需要分不开的。国家要抗敌、民众要生活，中央机器厂以大局为重，积极投入民用产品生产。抗战期间，内地沦陷，全国100余万纱锭全陷敌手，纺织工业受到极大损失。而后方纱厂也因设备缺乏，配件不足，难以维持生产，而抗敌救国、国计民生，都需要更多的纱、布。中央机器厂第五厂，毅然扩大纺织机械的制造，生产了大型纺织机、小型纺纱机、大型梳棉机以及锭子、罗拉、钢领圈等，其产品遍及川、黔、湘、滇四省。中央机器厂内部建立了实验工场，一方面验证纺织机械性能和质量，另一方面又将实验的纱布产品供应本厂员工，以解决员工生活之急需。抗战中，国内发电厂损失很大，电源紧缺，为解决发电供电问题，中央机器厂加紧赶制最为经济的煤气机，1941年起陆续出货。所制造的煤气机、柴油机，式样精巧，使用便利。试车结果，“与瑞士机车记录如出一辙”、“所耗油更为节省，各方购用均极满意”。抗战前，国内所用锅炉均购自国外，战时来源断绝，内地动力的需要不得不求自给，工厂“自不得不尾勉以赴，以负国家之厚望”。为此，中机二厂担当了制造大型动力设备的重任，先后装备了泸州发电厂、西康协康电厂等。中机厂在抗战中提供产品之富，品种之多，也说明了这个骨干机器厂在后方经济中的地位。除已例举的以外，在动力机械方面，还有蒸气透平配件、大马力水力机、重油机、蒸气锅炉、电动机；工具机械有车床、创床、钻床、铣床，以及各种铣刀、滚刀、螺丝绞板、三角轧头、钻帽、分厘卡、块规等；普通机械有柏色麦电力炼钢炉；农业机械有碾米机、抽水机；化工设备有炼油设备、制碱设备、榨油机；起重机械有起重机摇车；军工产品有枪榴弹、机枪零件、子弹夹、飞机零件。根据1943年的统计资料，建厂四年，在主要产品方面，动力机完成了4580马力，发电机4120KVA，工具机388具，小工具达8713件，纺纱机6180键，各类机械500部。产品总值，以1939年指数为100计算，1940年为584.38，1941年为1136.95，1942年为6771.71，1943年8月15日止，已达到9550.02。可见生产发展之迅猛。

  中机厂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主要制造工具机具的第五厂，很理解工具机具与制造机器成品质量的关系，认识到“工具机及工具与普通机器之主要不同点，在于其高度之准确性，及此准确度之持久性”，因为“前者依赖工作方法及工人技术，后者依赖材料及处理之完善”。同时，加强检验制度，做到“对于制造技术、材料制度、检验制度从未忽视”，故产品质量是比较高的。在制造机关枪子弹夹时，那个顶子弹的弹簧不允许断，为了确保质量，厂里作了多次“疲劳试验”，以确定出材料最佳程度，拿出了合格的产品。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厂在国家多难、烽火炽烈的年代，创造了我国机械工业历史上的不少个“第一”：这个厂出产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最大的汽轮机、发电机；第一台最大的500匹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40吨锅炉；第一家搞了铁合金炉，炼制硅铁、锰铁；第一个率先使用了炉气氛控制技术，进行高速钢碎火；第一家制造出“块规”；第一个实现了高强度铸铁工艺；第一次完成了装配制造汽车的工作。

另一个重要“产品”——人才

  据史料记载，中央机器厂十分重视培养人才、训练人才。认定这是“本厂一贯方针，不惜巨额支出”。这对于一个工厂来说是明智之举，对国家也是一个重要贡献。

  中央机器厂本着“重工业之推动，其端在人才之培养”的指导思想，为实现“用人必求其精”的目的，首先是重视网罗人才。厂长王守竞本人就是一个非常珍惜人才、严格要求学习技术的领导者。他在美国商洽办理引进技术的工作中，就时刻留意挑选人才。中机厂兼代协理贝季瑶，1937年在美国读书，应王守竞之邀参加了建厂筹备工作。先后应邀的留学生还有吴学商、金希武、顾光复。王守竞同张乔畜（原筹委会委员、清华留美工程师）在美国买机器时，专门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鼓励留学生为中机厂做好引进器材的检验，以后到中机厂工作。后来，贝、吴等人就帮助购买机器材料；美方交货时，他们到各厂去验收。建厂后，吴学蔺担任了一分厂厂长，贝季瑶接任第三任中机厂厂长职务。筹备期间，还有不少国内机械工程方面有名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留学欧美深造的留学生，集中到了中机厂，如筹委委员庄前鼎系清华大学机械系主任，委员夏彦儒是留美工程师（参加过我国自行设计的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周茂柏是留欧工程师。

  王守竞对技术人员要求极严极高，他要大家“一要读书，二要钻研技术，三要什么都能做”。为此，王守竞在厂里开办了一座图书馆，从国外购进了20年代的科技杂志。这批书很这贵，比当时新杂志价格还昂贵。王守竞看过这些书以后，一一分类，并指定某某某要看这篇，某某某要看那篇，非常明确而具体，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在王守竞的带动下，厂内学习技术、钻研技术的风气很浓。解放后在机械部情报所工作的韩云岑，曾在中机厂搞热处理，他是学机械的，没干过热处理工作，也不太懂。后来，在图书馆里学到很多东西，边学边干，自己做了几个盐炉，成功地采用了先进技术，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齿轮铣刀、齿轮滚刀、千分尺。陶亨成是原中机厂副厂长，解放后任我国机械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回忆说：“我在那个图书馆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当时作煤气机，怎么才好用？我不懂。就去图书馆查资料，资料上说，CO2含量达到12%准好用。我们就照样做了，果然很好用。现在生产煤气机也还是照这个比例做的。”王守竞还极力倡导技术人员的深造，提供资料，派人出国学习。1942年赴美学习、考察的有雷天觉、汪厚渊、刘曾恬、韩云岑。第二批又去了10人。到1945年底，共有47名技术人员分赴欧美深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工厂的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

  中机厂既爱才，也注重选才。挑选进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先同学校联系，要求寄学生的学习成绩单来看，成绩优等的前几名才考虑接纳进厂。

  鼓励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习，支持试验研究，也是中机厂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之一。转炉炼钢，缺乏燃料油。当时，国家桐油出不了口，工厂就向农民收购桐油来代用。这从技术上说也许是不科学的，但是，在战时困难条件下，还是坚持试用，烧了好几年，解决了难题。关于炉氛控制高速钢淬火技术，当时是先进的。炉子打开后有一个火帘子，隔绝空气，不会在里面发生氧化，淬出来的零件表面光洁，硬度也高，不像普通淬火表面麻麻点点，要磨去一层。但是，按工艺规程要向炉中通入一种气体。技术人员经多次试验，最后用煤气发生炉吹入一氧化碳的办法试验成功了。摘柴油机的胡国栋（后任大连工学院教授），刻苦钻研，大胆实验，在柴油机功能上取得了突破，可以做到柴油机不冒黑烟，而且对燃料的选择非常自由，什么油都可以烧。原中机厂技术人员、后任大连工学院材料系教授的郭可仞回忆：“当时我们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又得到信任，让你放手干，所以，特别有干劲，敢干，也干了一些事情。”韩云岑回忆：“技术人员碰到难题，都支持你去钻研、去试验。王守竞精通英、德、法文，他是很钻研技术的，并且带成了风气。”到1940年、1941年，技术干部多达300余人，在当时，技术力量算是很强的了。

  中机厂同样非常重视技术工人的素质，采用新式方法即办学的方法培养技术工人。厂里开办训练班，招收进来的高小毕业或初中学生，要经过两年技术训练，才分到生产岗位当一级技工。自1941年到1943年，招收有400余人，半天上课，半天实习，开办有实习工场。不仅如此，这个厂还于1940年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技工训练处的委托，开办技工训练班，代为培训技术工人100余人。

  抗战八年，建厂六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央机器厂大批员工离滇分赴国内各地，后来许多人都成为机械工业中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技术领域中大展才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后方坚持抗敌斗争

  处于战争年代的中央机器厂，毫无例外地屡受战事之影响。但是，日机狂轰滥炸，没有把它炸垮。自越南海防陷入敌手后，昆明遭受日机空袭更为频繁。为避免损失，在工厂附近建立了一个疏散厂，赶造山洞工程，以机器之一部分移至疏散厂或山洞内工作，生产器材也采取了疏散措施。1941年8月12日，日军集结大批飞机，对工厂投弹百余枚，许多房屋被毁，由于采取了预防疏散措施，器材损失较小，员工无人受伤，全厂仍照常开工。为了对付日机轰炸，曾组织白天进山洞隐蔽，晚上搞生产。

  1942年4月，腊戍、碗町相继失守，有2000吨左右进口器材，在喷町悉陷敌手，造成汽车厂无法开工，遂告停顿。为未雨绸缪计，又曾向英、美各订购材料3批，但能够运到昆明的也为数寥寥。这种种困难，都不能动摇员工抗敌救国之决心。1942年，材料供给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厂里下决心在西山附近筹建炼钢厂，由本厂设计，自制了炼钢电炉，建造起厂房宿舍，同年7月就投入了生产。

  抗战期间，市场物价飞涨，生活用品不足，员工生活非常艰苦。特别是昆明，一段时期大米供应不足，经常耽心无米下锅。只要一听到食堂说没米了，就非常紧张，要赶快派人到昆明周围各县去买米。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越来越困难。面对困难，大多数员工做到“意志不拔，坚挺到底”。工厂也很关怀员工的文化生活。1943年9月，在庆祝中央机器厂成立四周年“双九”（9月9日投产）纪念时，举办了运动会，有排球、跳高、篮球、足球、跳远、田径比赛，以及拔河、盲目接力赛跑、老壮队百米跑等活动；是时还演出了话剧，两晚上的京剧，剧目有10个之多，受到员工的欢迎。

  到1945年，中央机器厂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设备623台、员工总数达2500人、厂房近40万平方米的大型机器制造厂。

抗战胜利后的中央机器厂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央机器厂奉命裁减，计划缩短到400至500人，实际上，最少时只剩下了108人。生产也陷入停工状态。1946年改名为中央机器有限公司昆明机器厂以后，虽然补充了高级技术人员，回收了一批已遣散人员，又招收一些工人，全厂员工人数也只有500人左右。与抗战时期对比，生产也大大萎缩了。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卢汉将军起义。1950年3月，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部军事代表进厂，这个厂获得了新生。

马文和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经济工商编  第十二卷  20-12 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