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发银行五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要求“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协同互进，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而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那么工业遗产社区改造自然就成为了“生活秀带”计划的重要一环。基于此背景，以洛阳涧西工业区、武汉青山红房子、沈阳铁西区等为代表的工业遗产社区改造项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逐渐成为了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本文所言工业遗产社区，是指包括工人村、工人新村、工业住区[1]在内的社区，是包括住宅、教育等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工业遗产[2]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即工业化时期为满足工人生活需求而建设的配套设施完善、社区形态完整的工人居住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些社区正在逐渐老旧、衰落。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就是对工业遗产社区的活化更新，通过对其空间及附属物进行修缮、维护与再利用，赋予其新的使用价值，并融入城市更新当中，实现“锈带”向“秀带”的转型。

    “秀带”之秀，并非只是视觉风景，更关乎人文内涵。因此当中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尤其重要，它事关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之后的生命力。本文所言之公共文化空间，特指如社区文化室、图书室、活动用地等实体而非虚拟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空间建构是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重要渠道，更是使工业遗产社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保障。但目前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或者将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商业空间混为一谈，造成工业文脉被阻断，社区公共文化供给严重缺位，使得许多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之后只获得了表面的更新，却丧失了应有的生命力。

    就目前形势来看，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在实践层面确有现实瓶颈。一方面，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多以政府牵头、社区属地管理为主，多以社会保障、城市更新与旧房改造为重头，较少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纳入考量；另一方面，社区主要居民为老人与儿童，文化消费能力总体偏低，造成了公共文化空间看似非刚需的局面，使得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模糊，难点重重，甚至前景路径不甚明朗。

    目前学界关于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涉及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研究数量却不多，相关成果主要是从理论层面陈述了将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纳入整体工业遗产保护规划的必要性。如刘伯英（2017）阐述了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纳入保护范畴的现实紧迫性，并指出其改造难点在于兼顾遗产价值保护和社区生活改善[3]；丁新军等（2018）将工业遗产区域分为生产场所和生活场所，从工业遗产区域的社会网络变迁中总结出作为生活场所的工业遗产社区在城市工业遗产区域中的重要地位[4]。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践角度针对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和措施。比如陈敏（2019）提出工业遗产社区改造要处理好保护与社区再造，人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四对关系[5]；何依（2012）从工业遗产社区的制度起源——单位制出发，以太原市矿机工业遗产社区的保护为例，提供了系列保护与再利用方法[6]等等，至于公共文化空间与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关系问题，则鲜有学者关注。

    本研究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兹事体大，事关社区均衡发展、社会秩序建构、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文化保护等诸多方面，其目标是“锈带”变“秀带”这一“人民城市”建设的美好愿景。藉此，下文拟从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难点与前景路径来探讨相关问题。

一、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

    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基础是良好的物质空间与合适的社区环境，但所有工业遗产社区都是有较长使用期限的老旧社区，普遍存在着承载量过大、建筑与构筑物老化、碳源高（部分属于工业污染区域且人口稠密）而碳汇低（原先的绿化带因无人管理而荒弃）、公共空间面积狭小与硬件不适应现代化生活（如无停车位、天然气管道与光纤难以布设）等现实硬件问题。因此在社区改造过程中，应制定科学的、可实施性的规划，在更新社区物质空间，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社区向心力等方面作出努力，这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

（一）更新社区物质空间

    在我国，工业遗产社区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的遗留物，多数街区是“企业办社会”的结果，即在一个街区内分为生活区与生产区，而生活区多以集体宿舍（筒子楼）与单元公寓（建筑学界称之为“赫鲁晓夫楼”）的住宿区为主，兼有礼堂、医院、子弟学校、食堂等低层建筑或操场（球场）、绿化带（花坛）、水景、道路等公共露天空间，而生产区则包括车间、筒仓、大型设备（如高炉、铁轨、龙门吊等）、办公楼等建筑或构筑物。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刚需，生产区多被重新开发利用，而生活区特别是住宿区却多因旧改成本高、搬迁难度大而予以维持原状，尤其在重庆、沈阳、武汉、上海等特大型工业城市，许多企业曾因区位因素与生产需要而连片存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工业遗产社区，当中不少社区因为年久失修、物质空间与城市总体发展极不和谐，属于迫切需要更新的老旧小区甚至城市低收入群体聚集的“棚户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证明，物质空间对于空间意识形态的塑造有直接影响。全世界绝大多数未更新的城市连片老旧城区，都是当地经济、治安与文化的洼地，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贫民窟。

    不言而喻，更新社区物质空间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的基础。具体而言，即基于社区具体需求与工业遗产保护双重原则下，对社区物质空间进行修缮、翻新，如从构造布局、图形色彩等方面重新设计考量，并适当增加新的公共景观，既保留社区历史文脉与符号标识，又赋予其新的时代美学价值。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业遗产社区更新实践为例，在更新中就延续了原有社区以红色为主色调的色彩体系和苏式建筑风格，建筑外立面仍旧保留为红色清水砖墙和绿檐灰瓦，保护了社区原有色彩、形式和材质[7]，更加凸显其原本的时代特色和历史风貌，在此基础上，还采取了增加绿化面积、建设绿色廊道、丰富绿廊公共景观等手段改善社区整体绿化环境，大大提升了社区的碳汇。

（二）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工业遗产社区曾因工业生产而生，因工人生活而兴，是计划经济语境下集体生活的产物，建设初心主要考虑是“能住”，远谈不上“好住”。历经十余年后，道路、地下管网与建筑本体等基础设施早已到了承载极限，加之社区管理不当，居民公共意识淡薄，违章建筑与违规占道经营普遍，生产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安保系统缺失等问题异常突出，人居环境远落后于城区其他小区。

    因此，除了更新物质空间以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也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基本要求。人居质量主要体现在社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上。举例而言，在衡阳原建湘柴油机厂街区改造中，针对社区电缆裸露、电线老化等问题，专门进行了地下电缆直埋处理；针对垃圾污染问题设置了垃圾统一投放点和垃圾分类站，健全垃圾管理制度[8]；针对停车乱问题进行了停车位的规范化标识。在一系列措施下，该社区实现了与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的并网，社区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人居质量显著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工业遗产社区以老年人为主要居住主体，而老年人的身体、心理情况都具有特殊性，在居住环境改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适老化方向，譬如通过道路防滑及障碍提示、休憩设施适老化与增设老年活动空间等措施，照顾老年居民的特殊生活需求。

（三）提高社区凝聚力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是优质的物质空间与人居环境，但社区的凝聚力更不可忽视。一个没有凝聚力的社区，即使完成了空间环境的改造，也不太可能有进行公共文化空间改造的可能。

    历史地看，工业遗产社区曾经是最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区，集体生活为大家烙上了集体主义印记，但因为企业改制、破产或拆迁，造成当中居民结构产生了变动，因为地租廉价，一些下沉市场业态如小旅馆、小吃店、麻将室等进驻，使得不少工业遗产社区多为鱼龙混杂的“社会边缘地带”，社区凝聚力极其微弱甚至不复存在。

     对于这类社区，重构其凝聚力尤其重要。以武汉市为例，作为重要工业城市，武汉市以“红色物业”改造全市各老旧社区，当中包括不少工业遗产社区，红色物业因地制宜，立足社区文化、地域文化，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分类指导，大力推动代管物业和市场接管。一方面，合理利用工业记忆连接社区居民，形成社区共同的文化内核，增强社区的文化凝聚力。寻求合适的物质载体（如墙绘墙报）作为工业记忆的容器，让社区珍贵的工业遗产重新活起来，唤起并强化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实践的美好记忆。另一方面，通过社区放权赋能、教育宣传等途径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以基层党支部建设为主心骨，构建人人参与家园建设和公共治理的社区共同体。

二、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难点

    前文论述了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但毋庸讳言，目前许多工业遗产社区当中实际上不少已经完成了上述前提，但公共文化空间介入仍然困境重重。显然，完成前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仍然难点不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资本参与度低

    目前工业遗产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主要由基层治理机构如街道办、社区与物业公司联合完成，他们承担了社区组织、关系协调、社会运营与基础设施维护等主要职能，通过设置社区公共文化场所、举办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权益。

    调研发现，上述管理模式容易导致如下现实问题。首先，基层治理机构的经费、人力等资源有限，而物业公司又出于利润考虑，社区公共文化场所空间局促，公共文化活动举办次数和质量都较低；二是社区管理机构的思维较为传统和固化，社区公共文化场所类型单一，很多社区只设置了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棋牌室以及一些公共健身器材，同时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多为棋牌、广场舞或宣教电影露天放映之类，内容陈旧；三是多数时候在管理中是基层治理机构主导，物业公司参与，难免存在政绩导向、形式主义等问题，难以满足居民真实的文化诉求，导致社区公共文化供给与社区居民真实的文化需求之间不能有效对接，居民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事实上，民间资本也是促进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活化的动力因子之一。民间资本的入驻能够帮助解决单一社区管理模式出现的种种问题，弥补资金、人力、创意等资源不足，利用自身丰富的项目改造经验，打造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

    但目前工业遗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很少有民间资本参与，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目前一直未探索出一个合适的盈利模式，即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如何盈利，这使得作为重要参与者的物业公司，都难以提起兴趣。本研究认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盈利模式建立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工业遗产社区自有其特征，就是建筑的艺术改造路径开阔，适合营造出具有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化场景，因此完全具有引进民间成熟机构的基础。举例而言，以免租金的形式邀请如知名连锁实体书店、微型画廊等进驻社区，允许一部分空间开辟为消费空间，另一部分空间开辟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支持相关机构主办一些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以活跃社区文化氛围。

（二）居民文化消费观不健全

    社区居民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受益主体，多为过去退休老职工及其家属等原住居民及外来低收入租户，社区整体的人口老龄化、消费能力低等问题明显，这些问题形塑了社区居民不健全的文化消费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进程，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工业遗产社区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不高，优先保障物质性消费。社区住户多为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较低并且收入渠道有限，恩格尔系数总体偏高于所在城市其他地区，用于支付精神消费的比例较低。我们调研显示，武汉某工业遗产社区，家庭平均恩格尔系数达到60.9%，他们的文化消费方式以互联网免费视频、棋牌室（或街边棋牌摊）、广场舞等为主，基本没有其他文化消费愿望。

    其次，工业遗产社区居民总体受教育水平低。当中居民以退休体力工人为主，间或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租户，如快递员、流水线工人等等。我们对洛阳某工业遗产社区的调研显示，该社区共有家庭（租户）1432户，人口为3940人，当中最高学历为大专，最低学历为小学二年级，平均学历为初中二年级。他们对于文化的概念相当粗浅模糊，绝大多数居民在文化消费的意愿上普遍较弱。

    最后，工业遗产社区居民的消费观念趋于传统和保守，看重消费价格与商品实用性，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下的基本生活保障性消费、人情消费等低层次消费，金钱观趋向于积蓄而非消费，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收入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黄石某工业遗产社区为例，我们调研发现，该社区不足500米处有一个集电影院、书店于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但对该社区100位居民抽样调研时，所有人都到访过该商业综合体，仅有1位去过电影院，所有人都未去过书店，绝大多数居民只热衷于社区棋牌室、广场舞或以刷手机小视频打发时间，远远低于周围其他商业小区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

（三）公共文化供给长期缺位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工业遗产社区都作为大型国有厂矿的生活区存在，实行工人福利制度下的文化产品供给制，如电影院、图书室、阅报栏、文艺演出等活动，甚至包括外出参观、游览等等，概由厂矿下属工会、妇联等群团部门负责，统一管理并支付有关费用，是工人福利的一部分。企业改制、破产之后，文化产品供给制废置，使得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处于缺位状态。

而且，当企业生活区成为工业遗产社区之后，其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基本生活的保障性，当中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工业遗产社区许多建筑被列入城市危房、旧房的范畴。故而针对其改造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社区居民居住条件，路径是对社区住宅、环境等进行综合维修整治，公共文化供给并不在优先项。从政策层面来看，包括工业遗产社区在内的城市老旧社区改造是城市更新一项庞大的基建工程，改造重心是改善居民物质生活，因此以硬件更新为首要标准，这种基础保障性改造针对性强，通常对标预算，很难顾及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公共文化供给难以成为必选项或验收项。当然如前文所言，物质空间更新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提，但物质空间更新绝对不是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全部，更不是公共文化供给长期缺位的理由。

    公共文化供给长期缺位，会使得旧改社区缺乏先进文化引领，文化活动单一、文化内容贫乏，社会中的封建迷信、嗜暴涉黑、赌博拜金等精神糟粕伪装成“亚文化”的形态大行其道，甚至让一些披着文化外衣的不法活动如家庭地下教会、传销组织、地下赌场、“黄赌毒黑”帮派、邪教会道门等找到了可趁之机也借势渗透，严重危害社区乃至城市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治安。

（四）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

    近20年来，以北京798艺术街区、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工业遗产特色街区（文创园区）的改造成功，形成了国内近十年来影响颇大的工业遗产改造浪潮，但是在宏大壮观的景观当中，也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这在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当中也普遍存在。

    举例而言，湖南某工业遗产社区的改造采取商业地产进驻的模式，基于利润诉求，大量遗存工业建筑被改造为商业空间，在这种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中，公共文化空间被挤压，只有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的公共绿化带内部景观用地被作为放置阅报栏、公告牌的文化空间。不言而喻，一些社区在改造过程中只看中利用区域工业遗产资源发展商业地产的经济效益，甚至直接复制其他项目运营方式，最后只一味模仿商业模式之“形”，而缺乏传承工业文化之“神”，导致社区改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方向偏移。

目前，有学者已经关注到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绅士化”问题，即通过“腾笼换鸟”方式实现城市表面的更新，抬高了工业遗产社区的地价，而忽视了街区居民的诉求，甚至单纯将贫困人口迁移。这种被称之为“绅士化”的土地更新，目前确实在我国内地的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中部分存在，实质上就是地产业介入的同质化商业模式复制，这是许多国家与地区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更新的惯用路径，它的优点是很快见效，最便捷起到更新的作用，但长远来看，既难以提升社区内居民生活质量，也不利于工业遗产社区在改造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前景路径

    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虽然有着较为复杂的前提与不可忽视的现实痛点，但这并非不作为之理由。结合我们调研所了解的情况，从目前实际操作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点前景路径有一定参考实践价值。

（一）乡贤+基层党建：以传播先进文化阵地孕育公共文化空间

    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任何人群聚居的场所都会自发地生成群体文化，它由人群的总体素质、文化品位、家庭收入与个人喜好所共同决定，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集体意识。而且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以微信群、自媒体为代表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高速发展，它会刺激群体文化的进一步固化。因此，实体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更需先进文化引领。

    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多数工业遗产社区以“棋牌室+广场舞”等低收入老年人文化休闲方式为主，即使在改造之后，这种文化休闲方式也普遍存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不是要消灭既有的文化休闲方式，而是要因地制宜，以先进文化引领，逐步升级，以打造传播先进文化阵地为抓手，推进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是团结社区乡贤带动社区居民建设公共文化空间。许多工业遗产社区遗留了传统厂矿内部的人际关系，老劳模、老先进工作者或“三八红旗手”等当年的工作骨干，成为了今日的社区乡贤，作为社区居民中德高望重者，乡贤的行为影响着居民的行动方向，我们要善于借力，通过团结乡贤，打造一批先进文化传播的队伍，如设立社区老年人合唱团、象棋协会、诗社等组织，通过建设传播先进文化阵地来打造社区的文化品牌。工业遗产社区居民大多数有集体生活的传统，这就是开展文艺活动很好的基础。同时，应吸引社会其他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等进驻社区，参与社区先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通过公益性质的文化空间改造（如墙绘）、文化讲座、工业展览、文艺技能培训、文艺演出等福利活动进行居民群体的文化教育，帮助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的文化欣赏、文化审美水平。

     二是以乡贤促进基层党建。我们调研发现，目前许多工业遗产社区内的基层党支部、党小组形同虚设，许多退休党员因为企业破产、改制而长期与党组织处于“失联”状态，甚至有多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已经近二十年未缴纳过党费，自己非常渴望恢复正常的党组织生活。造成上述结果固然有历史原因，但也给予我们更多的作为空间。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它天然有着传播先进文化的职责。基于这种现实条件，社区党支部应积极指导，利用乡贤的号召力，在社区内退休党员中建设党小组，恢复党小组活动，擦亮“劳模招牌”，并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使得工业遗产社区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红色社区”，从而在传播先进文化阵地中孕育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公共文化空间。

（二）资源+现有政策：以学习型社区促进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调研发现，工业遗产社区当中有大量未成年人。当中一个很大原因在于，许多工业遗产社区位于城市中心，不但与先前厂矿子弟学校（如今已经交给社会）毗邻，也有较好的教育资源，甚至部分工业遗产社区成了一房难求的“学区房”。为了上学方便，不少“厂矿二代”仍将自己的孩子放在自己父辈生活的工业遗产社区就读，这在许多收缩型城市较为明显。我们调研了全国7个省份的21个工业遗产社区，发现当中有70%的家庭都有学童，甚至高于部分城市周边其他商业小区。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意义在于传承与社会教育，工业遗产社区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利用其传承与社会教育特征建设公共文化空间，是重要路径。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应结合特色工业遗产资源，利用国家现有政策，合理打造青少年公共学习空间，面向全社会开展公益性的工业文化教育，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课外学习环境的同时，让下一代人知市情、知国情，唤起社会文化认同。

    在物质层面，将可利用的工业空间（如厂矿图书室、小礼堂）改造为特色图书馆、共享学习室等社区公共学习场所，完善照明设备、供冷供暖、移动网络等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积极探索线上预约、人脸识别等智能化管理模式，与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并网或引入有实力的实体书店，实现闲置空间向学习型智慧空间的价值转化，构建安静、舒适、沉浸式的学习社区。以此为导向，来实现工业遗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

（三）生活+第三产业：以内部产业结构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发展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主体是全社会，要唤起全社会多方参与的动力。从全世界范围内工业遗产改造的维度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始终是活化工业遗产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动力因子，要健全工业遗产社区的文化生态，以社区公共文化中心为依托，引流其他业态，推动内部产业结构改革，建成“生活+第三产业区”的多元社区公共文化空间。

    首先，通过工业遗产社区本体、公共景观与周边环境的改造更新，将传统的工业生产资源、生活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源、创意资源，进一步实现其向产品、服务、消费、市场等第三产业要素转化，适当引入一些美育研学机构、社区书店、设计事务所、创意公司等具有公共文化空间属性的小微企业，促进社区内部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即从单纯的生活区转向“生活+创意产业”区。

    其次，以构建社区公共文化中心为核心，依据社区工业文化特色和社区功能的特性，将社区部分空间改造为文旅产业空间。如将社区中的闲置空间特别是一楼空间，租赁给西餐厅、书店、咖啡厅、桌游室等等，形成“网红打卡地”集约效应，构建多元产业共生的“生活+文化产业”区。

    最后，地方政府与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作，将工业遗产社区与社区外部环境连通，打造社区内外场景一体化，将原先城市当中的“经济洼地”打造为具有工业特色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高地”，依托现有工业建筑与街区文化，发挥城市客厅效应，形成“生活+旅游产业”的城市地标风景区。

（四）特色+地域文化：以差异化赋予公共文化空间生命力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工业遗产社区，每个社区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资源，居民在社区的生产生活、人际交往、消费体验中形成了对社区独特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认知。因此，不同社区的文化和功能各有侧重。可见，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具有多元而丰富的方向和路径，应该明确自身工业文化优势和文化定位，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以差异化赋予公共文化空间生命力。

    目前工业遗产改造，多呈现出同质化特征，改造路径忽视工业遗产内部不同的工业资源，以美式Loft、酒吧街、产业园等千篇一律模板化行之，这也是缘何国内不少工业遗产项目缺乏生命力的原因。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尤其要避免这种同质化，应以差异化赋予其恒久的生命力。

    具体而言，就是将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与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布局紧密联系起来，考量社区面积大小、社区承载力以及工业遗产资源数量多少、保存程度等等现实情况，发挥每一个工业遗产点的资源优势，从工业遗产社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凝练核心内容，为公共文化空间确定独特的文化形象定位，突出反映该社区工业文化特质的重点和亮点，建成既具有社区工业特色，又兼顾生活、工作、交往、休憩、消费等功能的“五脏俱全”的社区文化空间，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

    以湖北黄石下陆区大塘社区为例，这本是下陆钢铁厂家属区，是典型的工业遗产社区，截至2021年，有居民2400余户、约8000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高达40%。在打造公共文化空间时，辖区因地制宜，利用原有公共区域如凉亭、长廊、水景改造为党建文化墙、文化广场、电影放映区、露天休息桌等适老化公共文化空间，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效果，推动了整个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

四、结语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近24000个工业遗产社区，遍布全国各省份，累计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社区内居民近1亿，其面积与人口数与埃及尼罗河流域相当，搞好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工作，事关我国城市人口解困脱困与建设“人民城市”两个大局。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将工业遗产社区作为单一老旧社区对待，在改造中忽略了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导致物质性工业遗产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工业文脉的阻断；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改造项目是基于社会保障性质的旧改，只注重社区物质上的居住条件的改善，而导致居民文化需求的旁落，使得社区在改造后生命力大为减弱。这两个问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诉求。

    本研究根据调研情况，就工业遗产社区中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前提、难点与前景路径作出了初步探讨，但这当然并非指向公共文化空间介入工业遗产社区改造的全部内容。在“双碳”目标之下，我们如何通过工业遗产社区改造实现“人民城市”的“秀带”愿景，这远非一论之力，显然是一个需要集结各方力量的系统工程。

原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22年第2期

原创 韩晗、黄美玲 工业遗产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