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械系恢复招生

  刘仙洲继任北洋大学校长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校风，治校兢兢业业，办事勤恳认真，对学校工作做了不少改善计划。但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无着。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只能靠校友奔走筹款，勉强维持。在此期间，刘仙洲逐步改变了北洋大学教师队伍的情况。刘仙洲到任时，全校教授二十余人中，中国教授仅有三人（张玉、冯熙运、孙念希），其余皆为美国、英国、日本教授，他们的工薪高于中国教授二、三倍，而且按银两计，有的外国教授水平不高，滥竽充数。由于常常欠薪，外籍教授逐渐离去，而我国国内科技人员有建树者日多。于是，刘仙洲即改聘本国教授来校任教，使北洋大学教师队伍开始发生变外文科战警述一时缺乏成熟与统一的中译本，所用教科书仍为外文原版，讲课、考试等仍用英文。

  1925年，学校设有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三个学门，全校学生不到三百人，除预科外，本科生不足一百人，其中机械系学生仅有一年级，不足十人，1929年毕业时只七人。

  正是由于学校教师队伍的变化，机械系恢复后的教师阵容甚强，除一位机器工学教授是美籍教员包尔外，皆为中国教授执教。机械系系主任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纶。1929届所开设的部分课程和任课教师有：

  几何制图冯叔捷，191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经清延学部会试，授予翰林学位。

  机械设计远纶。

  工程力学张含英，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

  工程制图巩广文，终生从事工程图学教育，图学专家。

  材料力学金壳，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水力学谭真，解放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

  电机学邓日谟，采矿、机械专家。

  工厂实习杨铭功，法国留学。

  热工学王季绪，我国最早的机械工程专家之一，1912年毕业于英网剑桥大学。

  汽车工程石志仁，铁路机械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解放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学部委员。

  化学侯德榜，国际知名的化工专家，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学部委员。

  此外，还有飞机学、房屋建筑等课程。1925年，建立起机械厂和机械实验室各一间，面积仅数十平方米，实验设备亦甚简陋。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北伐完成后，派员接管北洋大学，开始实行北平大学区制，本部设在北平，北洋大学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遭到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校长刘仙洲辞职，北平大学区委派茅以升任院长。基于各方面的讥讽反对，北平大学区被迫于1929年宣布取消，各校又恢复独立。当时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因只有工科，而国民政府于当年七月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中规定“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因此，独立后只得暂称国立北洋工学院，经费由教育部直接拨发，茅以升仍任院长；同时，教育部指令王宠惠等七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备恢复北洋大学。

  1928年刘仙洲去职后，又有人主张停办机械系，故1928年机械系没有招生，1929年又恢复招生。1929年春，正当北洋师生举行联欢时，教学大楼突然起火，西沾复校二十多年来积累的地质和工矿设备、标本、文献、资料均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机械厂因远离教学大楼，未受波及。

（二）机械系教学工作逐步开展

  1930年7月，茅所升辞职，改由蔡远泽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此时，王季绪任机械系系主任，继任教务长，并曾代行院长职责。1932年9月，蔡远泽去职，院长一职改由李书田接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1933年7月，王季绪转赴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机械系系主任改由汪煦担任，1936年8月汪煦去职，系主任则由美国柯省大学毕业的项任澜接替，直到七七事变。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和师资力量的逐步充实，机械系教学内容日臻完善，1935年规范了机械系开出的课程，规定了每门课程的学分。当时的教学计划是：

  一年级（各系所开设课程相同，不分系）：英文（1C学分），微积分（5），高等物理（8），物理实验（8），高等化学（3），化学实验（8），平面测量学（4），平面测量实习（3），工程图画（8），军事训练（4），党义（2）。二年级：英文选读及作文（4），微分方程（2），应用力学（6），材料力学（5），水力学（3），机构学（6），热机关学（5），机饿制造学实习（6），机械图画（3），工程材料学（8），工商法规（2），画法几何（8），军事学（2），军事训练（2），党义（2）。

  三年级：工程材料学（8），工程材料实验（1.5），水力学实验（1.5），水力机学（2），内燃机学（5），热机实验（1.5），汽轮学（5），机械设计学（6），机械筑计及制图（3），机械制造学实习（3），机关车学（3），工厂管理（2），电机工学（8），电机实验（1.5），党义（2）。

  四年级：飞机工程学（4），冷藏学（2），暖气及通风学（8），机关车计划及制图（3.5），蒸汽机计划及制图（3），汽车学（4），压气机设备（2），钢铁锻法（8），机械制造学实习（1.5），工业经济学（8），热力厂计划及制图（3），热力厂学（8），电机实验（1.5），党义（2），自著论文（4）。

  上述四年总学分为202.5（实习、实验、制图每一课时为0.5学分，其余课程一学时为一学分），学习份量相当重，第一学年高达56学分。从课程内容来看，数、理、化和外文所占比重很大；又注意到实践能力的训练，实验课、实习课多达七门，设计课、制图课多达八门；属于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有工商法规、工厂管理、工业经济学等三门；还将多种机械单独设课，加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基于对学习质量严格要求的校风，采取新生坚持高标准，数理化答卷均用英文。如1934年，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招生，机械系计划招收45名，但因考生大多不符合北洋入学标准，仅录取11名，只好第二次招生，又只录取5名，两次合计录取16名。

  又如1935年，机械系计划招生40名，报考者183名，仅录取22名，录取率为百分之十二，在学校招生总结中写道：“严格录取新生，宁缺勿滥，四十年来，精神一贯。”除严格录取新生以保证入学质量外，学校还严格实行淘汰制，如前述之1934年录取入学的16名新生，毕业时仅余5人；又如1929年全校录取120人，毕业者70人，淘汰率超过百分之四十。淘汰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国立北洋工学院学则”中这样规定：三门（原为两门）以上不及格或一门不及格而又补考不及格者，即行留级；连续两次留级者退学；对毕业生；则由校内外专家组成“学生毕业试验委员会”进行考核。

  学生学习成绩的计算，是按“逐日分数”、“平时考试”、“学期考试”三者平均而计出学期成绩。逐日分数包括课堂口试、习题成绩、作文成绩、札记成绩、绘图成绩和报告成绩等；平时考试规定，每周1~2课时的课程，学期内至少举行一次平时考试，3~4课时者至少二次，5~6课时者至少三次；学期考试时间也有规定，每周1~2课时的课程，考试时间为2小时，每周g学时以上课程，考试时间为3小时。

  教师对学生学习要求甚严，学校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任课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学生对号入座，对缺席者一目了然。点名单放在学监处，上课之前必须由任课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前几分钟学监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间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过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学监毫不客气地拿着怀表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对于因病、因事请假的教师，有时在“北洋周刊”上予以公布，也是严格要求教师的另一种做法。学校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又制定了奖励优秀学生的办法，举凡各门课程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者，可以免缴学费。由于奖励标准甚高，符合条件者必须勤奋努力，方可获得。如1933年，机械系一年级获奖励者仅一人，二年级五人（张风岗、李维临等），三年级六人（包括全校第一名的朱庭芝，平均分数高达89.85分），四年级一人。

  机械系恢复后，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陆续增添机械实验、实习设备。经过几年努力，至1935年北洋四十周年校庆时，已建有机械工厂、锻工厂、铸工厂、钳工厂、木工厂、蒸汽机实验室，机械工程陈列室、飞机陈列室和机械工具室等，分别置于一些专用厂房和1933、1936年分别建成的工程学馆（南大楼）和工程实验馆（北大楼）中。设备也逐渐完备，包括蒸汽机实验设备、内燃机实验设备、水力实验设备、暖气通风实验设备、钢铁热炼实验设备、木工机械、热机实验精细设备，及各种原动力实验设备等。

  1935年6月，在学校制定的“国立北洋工学院暂行组织规程”中确定，将“机械工程学系于第四学年酌分为机械制造工程组、热力工程组及飞机工程组。”同年9月的“本院最近概况”中又谈道：“机械工程学系分为普通机械工程组及特别机械工程组。本院近对机械制造异常努力，学理讲述，已经添设专科。本院经教育文化机关加赠讲座一席，两方同意，聘请秦大钧博士充任之。”并提出：“先派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关于航空工程学术制造一年”，而“暂不成专系，以免不尽充实之弊。”

  对于系的管理工作，1935年学校的组织规程中规定，设立系教务会议，以系主任及本系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组成，系主任为主席。系教务会议审议的事项是：本学系各教授拟定之各项课程标准；各学科教授间之联系事项；本学系学术设备计划请款及选购事项；院长交议事项；本学系其它重要事项。至此，系的管理工作已形成规范。

（三）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极积开展科学研究

  机械系虽然恢复不久，设备条件也很困难，但机械系教师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北洋理工季刊》是北洋工学院于1933年创办的学报。在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即发表机械系教员张文治的“二程黑油机乏气之冲出”研究论文；第二期上发表邓日谟的“保温材料试验法”和在学学生李维临的“普遍相对性之要点”、王子佑的“气体方程式之探讨”等论文；此后各期又陆续发表有张文治的“张氏水力锤志略”、刘德润的“平面旋转惯性与立体旋转惯性之关系”、孙瑞糜的“车队驶力之研究”等论文。1934年，成立了“国立北洋大学飞机工程研究会”，下设五个组，即空气动力静力学组、内燃机学组、飞机制造学组、飞机场建筑学和飞行术学组，吸收本院教员参加。同年5月，邓日谟仿制成由航空署赠与机械系的教练机之旋缸式飞机发动机汽缸，由本系机械工厂制造而成，是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个飞机发动机。同月，机械工厂又制成一台微型火车头模型，并在北平太庙展出。

  1935年，汪煦教授研究“内燃机燃料问题”；彭九生教授进行“粉炭应用于内燃机之研究”和“旋转风帆之研究”；项任澜教授编写《机械制图及设计导引》；陈广沅讲师编写《机关车工程》；李登科教员开展“内燃机之实际空气标准效率之研究”；张文治教员完成“机关刺刀”之研究，他是将滚动轴承用于骡马大车的最早参与者之一；邓日谟教授研制成“五十吨油压力机”、“50万磅万能材料试验机”、“洋灰试验机”和“流速计”等，此外，邓日谟教授还研制出加工飞机零件的专用车床一台。

 邓日谟是北洋大学1920年采矿冶金系毕业生，1921年赴美国几个工厂实习四年，1925年回国后，正值北洋机械系恢复，即到母校任教。由于他重视实践，知识面广泛，又善于钻研，对于推动机械系的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他在机械系任职期间，为北洋工学院设计了水力实验室和材料实验室的全部机械设备，为校、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抗战前的北洋学生生活

  北洋是一所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校，大部分校舍是原武库改造的。新的学生宿舍建成以前，学生宿舍是原库房中以二米高的木板隔成二米见方的小屋，房间与过道间挂有布帘，其格局颇似医院之病房。1923年新的学生宿舍楼（一斋，又称U字楼）建成后，三人一个房间，楼内并有厕所和浴室，条件大为改善。

  机械系恢复之初，每年只收学费10元（1934年增为30元），住宿费12元，体育费2元。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学生所用教科书由学校全部供给，读完一门后可半价购买，如不购买则交还学校。学生的膳食费1924年前后每月5元左右，因物价上涨，到1930年前后即达7~8元。一个学生如能节俭生活，一年有100~120元即够用，而一些私立，教会学校则需二、三百元。北洋学生大多生活节俭、衣着朴素，兰布大挂成为学生的习惯服装，西装革履则属凤毛麟角。由于功课繁重、作业逼人，学生只能终日埋首寒窗，无暇他顾，很少去闹市玩乐。北洋地处天津城北八里的郊区，学生全部住校，读书环境清幽，星期日学生也很少进城，而是在校复习功课。

  北洋大学座落在北运河畔，校舍四周围堤以防水患。堤上垂柳、桃树成行，优雅恬静。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西沾桃花堤景色动人，成为当时天津八大景之一，是学生课余时间经常散步以恢复脑力的场所。由于学校四周环境清静优美，对于学习和钻研学术，起到良好的作用。

  自学校进市，可乘小舟沿北运河至金钢桥；但多搭乘摆渡至运河对岸之藤厂村，然后沿平津公路进入市区。1929年学校发生火灾后，由天津电车公司比商董事长捐款修建木桥一座，交通大变。解放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即今之北洋桥。

  在体育设施方面，1925年学校即建有室内风雨操场一座、足球场一个、兰球场两个、网球场六个。学生的文娱活动组织，有国剧研究社等，有时还举行彩排演出。为了便利师生生活，学校还设有理发所，1933年又建有邮政所。

  北洋校训“实事求是”一直奉行不悖，校风扎实朴素，社会评价很高。学校虽然在学业上对学生要求甚严，但在学籍管理上，允许学生在读完一年级后，可以根据兴趣和爱好转系；在学：生生活管理上，也很注意学生自治，如学生膳食完全由学生自行组织管理。当时学生籍贯以江、浙、鄂、冀、两广及天津市区者居多。学生可根据口味与经济条件自行组合，每设一膳团，其房屋、桌凳、锅灶、水电均由学校供给。1929年有南式、自治、第一、第二、第三等5个膳团，1933年增为8个，1936年多达10个以上。

  每个膳团均由学生自选团长轮流管理，这种学生自办伙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北洋大学功课紧、要求严，但学生也不是死啃书本的书呆子。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全校激忿。10月全校学生组成抗日救国会，决定即日赴南京请愿，此乃当时华北学生中第一个抗日团体组织。11月7日乘车南下，会同北平、上海学生拥至南京，要求抗日。1932年上海学生大请愿，北洋学生派代表参加。同年，东北大学流亡学生30余名转入北洋，上海劳动大学5名学生插班机械系，都受到欢迎。1934年北洋师生发动爱国运动为人所阻，激怒之余，全体教师提出质问，机械系教授王季绪（时任教务长）为此绝食二周以示抗议，同学们深受感动，开会研究再次赴南京请愿。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天津学生立即响应。北洋工学院学生在10日即会同天津各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

  此后，北洋工学院师生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思想上逐步倾向中国共产党，倾向革命。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天津失守，华北沦陷，有的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有的学生则随校内迁，开始了流亡生活。

  在1925至1937年间，机械系共有八届毕业生，合计113人。

（一）流亡西安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侵占热河，继之成立冀东伪政府，华北形势危急。为了应变，北洋工学院早于1936年冬，即开始进行内迁的准备，拟迁往西安，先成立北洋大学西京分院，并取得了陕西省政府的支持，勘定校址130亩，进行筹款以建设校舍。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30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又遭受建校以来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第二次大灾难。学校奉令迁往西安。由于事出仓促，准备不足，事变前教育部又曾指示平津各校的设备不要迁移，使北洋工学院的仪器设备大部丧失，仅将图书资料和矿物标本转移到租界得以保存，校舍改为兵营，损失惨重。时值刚放著假，学生多数已离校，留校的学校领导、教师和部分学生几乎是只身经天津英租界，然后乘船经青岛等地，辗转流亡奔赴西安。

  在这国破校散之际，一些爱国学者、教授纷纷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根本”的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1937年9月，教育部下令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合并组成，其中之机械系师生分别来自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之工学院。

  北平大学工学院之前身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成立于1903年，之后曾改名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工科、国立中华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在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之前，该校机械系已培养本、专科毕业生436名。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后，原平大工学院机械系系主任潘承孝任西安临大机械系系主任。

  西安临大是抗日战争烽火中匆匆建立起来的，三校仪器、设备、图书均未带来，教学条件极为困难。到达西安后的校舍也是多方设法从各处挤出来的。学校分设三处，其中机械系借用的是先期迁陕的东北大学校址，即解放后西北大学所在地，地处西安小南门外。

  西安临大成立伊始，教育部规定原三校学生自愿前往西安临大到。由于战乱和交通、信息等原因，教职员和学生报到时间参差不齐。西安临大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学校决定除元旦停课一天外，所有年假寒假均行上课，以使教学计划得以完成。北洋工学院机城系前往西安临大报到的学生共计30人左右，此外尚有天津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机械系少数学生入校借读。

  由于当时全国处于全民抗战的形势，整个教学工作也都处于一种战时状态。当时的办学思想是：“凡所教学训遵之方，悉宜针对国难时艰，积极设施，以厉行非常时期之救亡教育。”教学中除课堂学习外，还增设了以抗日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并由教授指导学生组队出发下乡宣传，“以尽匹夫匹妇救亡之责。”在此时期，学校的各种报告会、学术演讲等，也都以抗战为主要内容；同时，也组织了几次科学报告会。

  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有的孤身来校，衣服、被褥均成问题。学校为了照顾困难学生，每人发给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伙食费每月贷款6.元。学生借住的宿舍，多是大通间、上下铺的床架子。教师自寻民房，分布全市，有的教师则住在西京招待所和北京饭店，去三处校舍上课往往要走一、二十里路。当时机械系的教授除潘承孝外，还有李西山、李廷魁等。

（二）南迁城固

  1937年底，由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陷落。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陕西潼关又告急，敌机也经常到西安侵扰轰炸。面对敌机频繁的空袭，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些学生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奔往延安。国民党当局在担心临大学生“赤化”的心理指使下，以“临汾失守，潼关告急”为籍口，于1938年3月声言“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的教育起见”，命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汉中，虽经不少师生反对，但强令执行。

  迁校按行军办法，全校师生分别组成三个中队。工学院为第二中队，共500余人，下分五个区队，由土木系教授刘德润博士为中队长。出发前每人配发干粮，所带衣物由校方雇用的大车随运。师生先由西安乘闷罐货车到宝鸡，从宝鸡起即沿川陕公路徒步行军500余里，每日行军三十至八十里不等。沿途越秦岭，经黄牛铺、凤县、庙台子、留坝、马道到达宿营地褒城。沿途虽然山峦起伏，道路崎岖，但师生们团结互助，克服了许多困难。每日三餐，早餐是出发前的米粥和馍，午餐是自带的干粮，多是锅饼加咸菜，晚饭是在宿营地吃一顿干饭加菜汤。

  由于汉中、城固的校址尚未解决，全体师生在褒城待命近一个月。1938年4月10日，经学校确定，全校师生被安置在汉中、城固和勉县等三县六处。其中，工学院先被安置在城固，后去古路坝的天主教堂，距城固县城有三、四十里，校本部设在城固城内考院，即黄学巷贡院旧址。

  在安置过程中，1938年4月8日，教育部又下令西安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经过两个多月的搬迁安置，于1938年5月2日正式开学。学校虽然上课，但教学设备全无，又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住的大多是庙字和破旧的公房。机械系所在的天主教堂条件还算好些，学生在教堂楼上睡通铺，在教堂内上课；教师住在附近村庄左家湾的民房内或教堂旁的临时住宅。由于当时物价上涨，不少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收入和“米贴”维持生活；有的携家带眷，生活情况更为艰苦。学生大多来自华北、东北、华中等地的沦陷区，多数靠贷金和公费来维持极低的生活，而贷金并不易得，取得公费更为困难。1938年上半年，西北联大千余名学生中，享受公费的只有54人，其中北洋学生11人。

  西北联大成立未及三个月，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联大之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二校均无机械系）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令李书田负责组织。1938年12月中旬，国立西北工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由李书田主持校政。成立西北工学院时，机械系一分为二，分别设立机械工程系和航空工程系，机械系仍由潘承孝任系主任。

  西北工学院成立后，由于原来各校情况存在差异，例如原北洋师生坚持实施北洋学则，拟严格执行两门课不及格者留级，遭到原东北大学等校学生的强烈反对；、又由于李书田不善于团结他校师生，又一心致力于恢复北洋大学，导致学院领导之间矛盾重重。因而，于1939年2月在学院内北洋学生与其它学生之间发生风波。8月，原北洋师生遂与李书田南下赴教育部请愿。行至四川广元，教育部派北洋大学毕业生曾养甫劝阻。通过谈判，与北洋师生达成协议：北洋学生不回省路坝，而在城固县七星寺、龙头寺等处成立分校上课；1939年班毕业生仍发北洋文凭。事后，李书田偕部分教师赴西康、贵州办学，教育部另派赖琏继任西北工学院院长，1943年12月改任潘承孝为院长，亲一心任机械系系在流亡西北期间的教学活动，主要靠教师课堂讲授，实践环节安排到外地兵工厂、机车厂进行实习。所开课程有：英文，国文，物理，化学，投影几何，工程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热力学，电工学，工程材料，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原动方厂，内燃机学，汽轮机学，汽车学，机车学，飞机学，党义，兵工等。最后一个学期内还要写毕业论文。此外，一年级有军事训练课，还曾利用暑假去汉中集训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机械系教师有潘承孝、李酉山、李廷魁、程干云、何术三、朱良玺、辛一心、罗明烯、孟昭礼、赵国华、杜晓农等；此外，来机械系任课的还有电工学教授徐庆春、数学教授曾焖之和王焕初等。

（三）在浙江泰顺重建北洋工学院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学会在贵阳举行联合年会，各学会中北洋毕业生很多。北洋校友云集贵阳，面对母校现状，感慨万千，当即决定由校友自办一所私立北洋工学院，并组成筹委会，推选李书田为总干事，着手筹备。

  北洋大学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筹建为私立，一时议论纷纷，教育部感到十分难堪，致使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3年春通过决议，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并将该校之工学院划出，成立国立北洋工学院，任命陈蔑民为院长。1943年夏，择定浙江省泰顺县之百丈口镇为校址，临时借用了一所小学和一些民房、仓库等开学上课，同时修建简易新校舍，招收新生120名。重建的北洋工学院共设三个系，机械系改为机电工程系，还有土木工程系和应用化学工程系。

  泰顺地处浙江省东南，与福建省毗邻，重峦叠嶂，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消息闭塞，虽距已经沦陷的温州不远，但尚未遭日寇骚扰。百丈口位于飞龙江上游，背山面水，环境幽静，学校沿山坡建筑的以竹片砌泥为墙、以草为顶的宿舍与教室，入夜时学生们点起盏盏油灯，远观如楼层大厦，别是一番景色。北洋工学院在泰顺期间，机电系系主任为瞿渭，教师有张同光、夏之时，闻诗、徐桂芳、宋彬、马文农、江德曜、林循经、宋超杰、蒋德川等。机电系的学生前三学年不分组，统一学习的课程有：三民主义，伦理学，英文，国文，微积分，工程数学，物理，物理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画法几何，工程图画，机械制图，工厂实习，金工实习，平面测量，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动学（机构学），机械设计，工程材料，电工原理，电工实验，热工学，热工实验，水力学，水力机，内燃机学，实用无线电，实业计划，工业分析，经济学，工业管理，军训，体育等。

  四年级则分为机械组及电机组，分组上课。

  1944年秋，第二学年开始时，盘踞在金华的日寇突然南下进扰丽水，泰顺吃紧。翌年春，另一路日本侵略军又自闽北来犯，治安恶化，学校屡受惊扰。在泰顺两年多时间内，学生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学习。

  北洋工学院在泰顺复校之后，1944年春由教育部拨款，在西安成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同年10月招生，12月中旬正式上课。北洋西京分院设有土木、水利二系，李书田任院长。

  1945年6月中旬，正值学期考试前一二周时，学校突然接到教育部电令，要北洋工学院自该年暑假起并入国立英士大学，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并入西北工学院。全院师生闻讯后，群情哗然，对电令大为愤慨，浙、陕两地北洋师生群起护校。泰顺的北洋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并经学生全体通过决议不去英大注册；西京分院学生则拒不从命。各地校友也纷纷声援，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而此时英士大学已派员前往接管。正僵持间，同年8月抗战胜利，并归英大和并入西北工学院之电令已属多余。但鉴于浙南交通不便和天津北洋大学复校尚待准备等实际情况，泰顺北洋工学院师生才决定临时迁往温州三角门，在英士大学工学院集体借读上课。

  1946年1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北洋大学。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欢欣若狂。不久，西京分院师生由李书田率领回津；泰顺师生数百人于1946年夏、秋自温州齐集上海，在教务长金问洙和原工学院院长陈意民的率领下，由吴福楚、韩大钧等同学负责联系，并经前北洋工学院院长茅以升的协助，免费乘坐开滚煤矿空放北上的运煤货轮，经秦皇岛和塘洁，分数批抵达天津。北洋师生多年愿望从而实现，欣喜之状可想而知。

  在抗战期间的1938至1945年，机械系共有毕业生86名。

（一）重整校系，艰苦办学

  1946年初教育部下令恢复北洋大学后，5月任命茅以升为校长，6月确定成立理、工两学院，分别由陈意民、李书田任院长。8月20日教育部指令北洋大学接管北平临大第五分班（即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成立北洋大学北平部，由理学院院长陈民兼任北平部主任。

  北洋大学天津总校的工学院设有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等八个系，航空系系主任李登科兼任机械系系主任。李登科为北洋大学机械系1933年毕业生，后留学英国，获帝国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专攻飞机发动机和燃烧学，任系主任时年仅37岁，但身患心脏病于1949年年初逝世，至为可惜。北洋大学北平部设有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化工等五个系，机械系系主任先后为叶稚云、黎哲圈。按照北洋大学规定，平津两地学生可自愿选择在天津总校或北平部注册。1947年8月1日，北洋未学北平部撤消。改为北京大学工学院，由马大献任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清华大学。

  1946年从泰顺、西安、北平来津的机械系学生共约百人，其中半数来自泰顺，约30人来自北平，十余人来自西安。1946至1948年到机械系任教的有邓日谟、潘承孝、李登科、胡麟台、杨学涵、李维、王致中、张凤岗、吴钟岭、佟韶华、王自新、孙确基、吴又芝、刘豹、贾有权、何东昌、阎振南、凌霄、李家骅、吴复初、张参龄等。其中半数以上为兼职或任教不久即离去。由于当时教师为聘任制，每次聘期一年，流动较大。1947、1948年机械系陆续选留毕业生陈建赏、吕灿仁、佟丕济、朱泉、张策、苑文炳、何志迈、吴立维等，作为青年教师充实师资力量。

  复校后，百废待举，经费又很短缺，但学校决定于1946年9月即招考新生，10月又举行第二次招考，11月正式上课。当时的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仪器设备奇缺。如机械系的实习工厂是日寇侵占时的马廊，设备是复校之初东拼西凑来的几台破旧皮带车床、铣床和牛头刨床，锻工厂只有两台砖砌的打铁炉，铸工厂只能手造砂型而不能浇铸；后来，才逐步购置了六角车床、滚齿机床，又接收了“日本赔偿物资”的一台单臂刨床和一台落地车床，接纳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赠予的全齿轮车床、双杠铣床、外圆磨床、工具磨床、立式钻模镗床，机械工厂始初具规模。热工实验室最初只有从日本侵略军遗留在校园内的坦克车上拆下的一台柴油机，经修理后供学生实验，以后才陆续添置了新式柴油机和汽油机。材料实验室更是一无所有，只好自制杠杆式拉力试验机，后来才增加了冲击试验机和疲劳试验机等。北洋师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修旧利废，兴建起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的。

  北洋大学复校后，逐渐恢复校规，校风依旧，考试愈加严格。例如一次内燃机学考试，及格者不及全班学生的十分之一。北洋大学学业成绩考核细则规定，考试分平时考试、学期考试和毕业考试三种。“三学分以上之课程每学期平时考试两次，三学分以下课程每学期平时考试一次。”“学期考试于学期终了规定时间进行。”毕业考试规定在最后一学期考试四种以上，其中两种包括全学年课程，还要“加考其以前各年级所习主要专门科目三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后因时局动荡，经常罢课，并未完全实行。）习题作业要求也很严格，有的教师规定，逾期不交作业者，课程不给成绩；逾期交作业者，课程虽给成绩，但该次作业仍以零分计。因此，学生有时要在教师限定的日期午夜之前赶到教师宿舍去交作业。

  在这种功课繁重、要求严格的情况下，学生们只得刻苦攻读，以免掉队，而当时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很差。学生宿舍高年级三人一室，而低年级学生则二三十人住一个大房间。学生们晚上复习功课只好到教室去，人各一盏煤油灯，在灯下学习。入夜后，每个教室都是星星点点一片。尤其是冬天深夜，教室中炉火巳熄，学生仍在寒窗苦读。宿舍中也很寒冷，有的披着被毯，坐在床上看书。学生食堂仍依传统由学生自理，设有一般饭团和清真饭团各一个（教职员也大部分入伙，另组教授饭团、讲助饭团、职员饭团，也都自行管理），饭团管理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名单张榜公布。该委员会有安排每日膳食和雇用、辞退厨工之权，因此学生对推选委员人选相当认真。当时由于物价飞涨，新的委员会接手工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刚收上来的伙食费拿去购买一个月所用的粮食，积存待用。学生饭厅是日寇留下来的坦克车库房，又低又暗，虽然六人一桌固定坐位，但吃的大多是玉米面丝糕，桌子中间往往只是一盆白菜。夏天苍蝇成群，开饭前一桌扣上一个纱罩；冬天满屋蒸汽，窗少密不通风。可以说，当时学生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尽力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当时，机械系虽然分为机械制造组和动力工程组，但大多数课程是共同的。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国文，伦理学、微积分，微分方程，物理，物理实验，化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材料实验，机构学，机械设计，经验设计，热力学，热工实验，水力学，电工学，机械制图，投影几何，工厂实习，汽车驾驶，金相学，汽车工程，机车工程，冷气工程，暖气工程，纺织工程，航空工程，内燃机学，原动力厂，原动力厂设计，高等机械制造等。生产实习则由学生利用暑假自行联系，不记入成绩；毕业论文则在最后一个学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前述课程各届学生有所不同，视延聘教师情况有所差异。

  1947年李登科辞去机械系主任兼职，改由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王自新接任；1948年王自新又离校去唐山开滚矿物局任职，改由孙确基继任系主任。

（二）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北洋大学复校后，尽管广大师生和各地校友作出了种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抗战胜利之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业调零，教育事业也面临严重危机，北洋大学依然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逐步擦亮了广大师生的眼睛，师生开始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简稀地下党）复校后领导了北洋大学的一系列斗争，与全国的学生运动汇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在斗争中，机械系的不少学生做出了贡献。

  1946年12月，在北平东单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掀起了“反美抗暴”运动，北洋大学学生闻风而动，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三天，两次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1947年5月，全国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北洋大学学生决定罢课，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呼吁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5月20日，北洋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等口号，从西沾直入市区，经金钢桥时受阻，学生们绕过阻拦的车辆继续前进。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南角一带时，早已策划布置的警察和特务冲向学生队伍，以几股拧绕的粗铁丝和皮带、棍棒大打出手，当场重伤七人，轻伤四十六人，造成了全国闻名的“五?二O”血案。北洋大学学生并没有被国民党警特镇压所吓倒，化整为零地到达了市政府。通过斗争，终于使反动当局答应了学生们所提的条件，释放了被捕学生，取得了斗争胜利。当晚，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乘卡车返回学校。在斗争的风浪里，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诞生了，机械系学生张振锐（即王武，解放后任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局长）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建立了民主青年联盟，进步学生纷纷参加。在此基础上，改选了学生自治会，使学生运动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各种进步社团如北光歌咏团、黎明歌咏团以及各种进步壁报社等，也开始活跃起来。

  1947年秋，金问洙辞去代校长职务（茅以升受任校长后，一直没有到校就职，而委托金问洙代理），改由训导长锺世铭接替。由于校长连连代理，经费难筹，学校处境困难。学生们一方面派机械系学生俞一清、马汝良等五名代表去南京到教育部请愿，要校长，要经费；在校学生则持续罢课两个月左右，以示支援。1948年1月，教育部被迫拨来经费，并任命张含英为北洋大学校长。张校长到津之日，全校学生数百人乘十来辆卡车，高举门旗赴车站迎接，情绪极为热烈，使张含英大为感动。

  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已经取的胜利，国民党加紧镇压革命群众。8月20日清晨二时，天津军畜宪将北洋大学团团围住，对北洋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当七名被捕学生被押上囚车时，机械系学生步丰荫等猛冲过去，拦住车头，众人一拥而上，抢回被捕同学。之后，学生们把军警宪团团围住，质问抗议，僵持一整天，经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机械系学生雷程远（解放后任天津理工学院院长）等请张含英校长向警察局交涉，至晚八时军警宪空手而去。但于同日凌晨，机械系女学生刘平娟在其市区家中被捕。

  反逮捕的斗争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北洋大学进步师生一、二百人，其中包括机械系的马汝良、俞一清、陈国雄等，奔向解放区。

  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进逼天津，平津战役即将开始，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北洋大学南迁，并汇来南迁费。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发起全校同学签名反对南迁。迄年末，以学生自治会为主体组成“应变委员会”，将学校图书、资料、仪器等转移至南大楼地下室，同时考虑到北洋校园地处国民党军队阵地前沿，故动员全校师生有组织地迁往市内天纬路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为了解决近千名师生的吃饭问题，应变委员会提出经校方“临时维持委员会”同意，将准备用于南迁的经费购买了几万斤粮食、黄豆（泡豆芽菜用）、咸菜，对全校师生员工及其家属作了妥善安置。在女师“应变”期间，还出版了“北洋生活”小报，开展文娱活动，加强师生员工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此北洋大学获得了新生。

  自复校西沾到天津解放前夕（1946至1948年），机械系毕业生共计102名，其中包括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届毕业生24名。

（一）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组成天津大学，机械系规模扩充

  天津解放，全市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北洋大学师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胜利慰问解放军。学校百余名青年学生热情奔放，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去解放和建设江南辽阔的国土。

  由于解放天津期间北洋大学校舍未遭破坏，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因应变时妥善保管而完整无损，经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的同意，师生陆续返校后，于1949年4月正式开学上课。

  学校组成校务委员会，原电机系主任刘锡瑛任主席，委员中有机械系青年教师吕灿仁。校务委员会成立后，积极聘请教授，招收新生，北洋大学迅速走上正常。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整顿，正式建立北洋大学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为机械系学生杨启绍和聂壁初（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及副市长、市长）。同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团支部改为团总支，团总支书记为机械系学生雷程远。1949年10月1日建国前夕，北洋大学党团组织开始在群众中公开活动。

  机械系教师邓日谟、潘承孝、李维临、张凤岗、王致中、杨学涵、吴又芝及原有青年教师继续留任外，又陆续聘请王季绪、项任澜、钱耀绪、史绍熙、李天基、许镇宇等来校任教，以后又于1950、1951年选留业毕业生陈如恒、祝毓琥、万欣、朱磊、张桂芳等为助教，师资力量不断加强。

  从1949年起，潘承孝任机械系系主任。潘承孝1921年业毕于唐山交通大学机械系，然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师和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在沈阳冯蒲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1931年后，任北平大学机械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陕，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机械系主任及西北工学院教务长、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直至解放。解放后，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机械系主任、教务长。1958年起任河北工学院长、名誉院长。

  潘承孝教授是我国机械工程、特别是内燃机领域资厉最深的知名学者，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严谨治学，培养造就了众多的栋梁之材，他出任北洋大学机械系系主任，对机械系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春复课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大多沿袭旧制。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系的地位和作用、办学类型、修业年限、师资培养、教材编审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特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改革政治课程、设立各种专修科、精简课程设置等，并对各系的任务、分组办法、课程设置与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意见。

  北洋大学复课后，就废除了“党义”，取消了“训导”制度，添设了马列主义政治课，机械系分设机械制造组、动力工程组和石油机械组（仅1952年毕业一届学生，后调归清华大学），增设了工具机学、制规学、铸工学等课程；并于1950年暑假由教师带队组织学生到沈阳等地工厂进行生产实习，这是由学校组织学生正式进行生产实习的开端。

  1951年9月，教育部决定并呈请政务院批准，将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更名为天津大学，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校共设机械工程系等十一个系。

  河北工学院的前身是1903年创建的“批洋工艺学堂”，1904年9月改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简称直隶高工），开始即设有机器科，学制三年，属大专性质。1905年又增设机器速成科（毕业生仅一人）。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称直隶公立工业专闷学校，仍设机器科等两个科。1914年机器科停办，1916年又恢复招生。1928年改为河北省立工业学校。1929年5月改升学院，定名为河北省立工学院，机械科改为机电工程系，学制改为四年制本科，由马任系主任。1937年日寇占领天津，该校停办（有少数学生流亡到西安转入西北工学院借读，如机电系学生吴锂岭等）。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天津复校，同年11月改名为河北省立工学院，设有机械工程系等五个系，学制四年。其间马、刘焕东等先后担任机械系系主任。自1904至1951年，该校机械系（科）共培养毕业生546名，其中四年制本科毕业生180名。

  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并校后，机械系在校学生已达300余人，规模加大。并校时，河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有李佩岸、锺兴锐、李廷杰和青年教师阎毓禾、郭晓鹏、赵德让、李英才、张景仕等，使并校后的天津大学机械系教师队伍增强。并校后机械系共有教授7人、副教授7人、讲师2人、助教17人。为了培养师资、学习苏联教学，在并校之前，北洋大学机械系即派佟丕济、朱泉等到已有苏联专家任教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学习。并校以后，原河北工学院院址改称天津大学南院，位于元纬路。南院机械实习工厂有相当规模，未予迁移，以供附属工业学校（后改为石油工业学校，1958年迁承德）使用，本科学生则集中在西沾校园上课。

  两校合并时，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教师认真地进行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旧思想，明确同工农结合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

（二）院系调整，南开大学、津沾大学机械系并入，天津大学机械系又一次扩充

  1951年9月北洋大学与河北工院并校后，原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任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主任，原河北工学院院长赵今声和原北洋大学机械系主任潘承孝为副主任。新成立的天津大学机械系系主任改由项任澜接任，刘平娟任机械系党支部书记。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2年4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院系调整方案，此后院系调整全面展开，9月起全面实施。天津大学的采矿、冶金、石油等系科以及理学院之数学系、物理系分别调归北京地质、钢铁、矿业等学院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原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唐山铁道学院之化工系和唐山铁道学院之建筑系、南开大学与津沾大学之工学院调入天津大学。调整后的天津大学设有机械工程系等七个系，其中机械系由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三校的机械系合组而成，新组成的机械系由项任澜任系主任。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原有部分教师调归他校，如邓日谟去矿业学院，张凤岗、李谦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李维临去北京工业学院等。

  南开大学机械系建立于1946年，由孟广教授等所创建。孟广钻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2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曾任南开大学工学院院长、机械系系主任。解放后，曾任全国焊接学会理事长、天津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发表有焊接结构方面的研究论文多篇。孟广教授工作勤恳，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一丝不苛，深受师生们的敬重。

  南开大学机械系自1946年起，每年招生30名，迄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培养毕业生约90名。该系教师有王守融、彭泽民、刘友钩、范正钊、胡传颂、安延溶、魏士贵、姚崇实、邱宣怀、王绍祖、徐宏文、傅佑同，史铁宗、李曙亮、吴继宗、冯中、高斯脱、杨广龄、霍拳忠、刘又午、孙家痛等；南开大学机械系经过几年的筹备，实习工厂已拥有各种机床二十余台，并已建成木工、铸造、锻压、热工等实验厂、室，颇具规模。南开大学机械系除培养本科生外，还于1950年开办自动车专修料。招生60人左右。

  津沾大学的前身为天津工商学院。津沾大学机械系亦创建于1946年，除第一届招生20名（毕业时10名）外，每年招生39名左右，迄1952年院系调整时，共培养毕业生约70名。津沾机械系建系之初由法国人贝兴仁任系主任，1949年改由赵蕴山任系主任。机械系设有机械工厂，设备有车床、铣床、摇臂钻床等及几台木工车床、刨床。该系教师有赵蕴山、张德舆、刘达新、齐树华、关学成、苏德达、钟鹏志、程名齐、李谦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机械系在校学生已达478人（未计当年所招新生）；教师人数已达55名，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2人，讲师11人，助教23人；三校原机械系的设备汇集一起，实习、实验条件也大为充实，除天津大学南院原河北工学院之机械工厂设备留给石油工业学校外，三校原机械系的机械、实验等仪器设备均用马车运至七里台新校址。

  当时七里台新校舍甫行建设，1952年开学前仅竣工四座教学楼。由于机械系是一个大系，第一教学楼的全部及其西侧的平房拨归机械系使用；新建的机械实习工厂含有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按照原设计要求，分别安装了各种设备，成立了机械、铸造、木工、锻压、焊接等车间，条件大大改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由于系的规模扩大，系主任难以直接管理系内各项工作，于是便根据教学任务和教师情况，将全系教师分为：内燃机教学组，由史绍黑负责；热工教学组，由范正钊负责，机械制造教学组，由彭泽民负责；焊接专业筹备组，由孟广负责；精密机械仪器专业筹备组，由王守融负责；机原机零教学组，由许镇字负责；机械实习工厂，由赵蕴山任厂长。

  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改为校长负责制，校长由天津市市长吴德兼任，副校长为张国藩、刘锡瑛，教务长为潘承孝。

  自1949年至1952年，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共有252名。在这些解放初期毕业生中，很多人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还担任了部长、副部长、大学校长、院长、司局长等领导职务。

（一）划分专业，组织教学，建设实验室，稳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多次指示进行教学改革。早于1949年11月，学校即成立了教学改进委员会，着手研究教学改革的工作，并精简了部分课程，力求正确处理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52年中央提出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方针，按照教育部的指示，以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为依据，天津大学开始划分专业，并着手制定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天津大学机械系，首先将三校机械系合并时的原三年级学生分为机械制造组和内燃机组，并将原一、二年级学生分为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和内燃机专业；并组织教师筹备焊接专业和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与此同时，天津大学化工系成立化工机械专业，

  1953年8月转归机械系后，由余国踪、邱宣怀、金鼎五等进行筹备。

  1952年秋，机械系即按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内燃机、精密机械仪器三专业招收新生，学制四年，同时开办二年制的金工专修科和焊接专修科。由于准备不及，1952年招收的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一年级学生，不久即转入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复于1956年，将1953年入学的机制专业学生中的30名改为五年制的精密机械仪器专业；1954年以后，即以精仪专业名义逐年招生。化工机械专业1953年调入机械系后，机械系便有机制、内燃、精仪、化机等四个专业的本科和金工、焊接专业的两个专修科，焊接专修科仅在1952年招收一届，金工专修科1952、1953、1954年连续招收三届。此后，专修科即停办。1955年起焊接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

  1955年起，各专业均改为五年制本科招生。1954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1956年起，机制专业夜大学开始招生，学制六年（以后各届改为五年、四年）。同年；还曾以“筑路机械专业”

名义招生30名，不久该专业停办，学生分别转入焊接、精仪、机制、内燃机、化机等专业。

  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工业院校教学计划的指示。据此精神，学制为四年的本科，规定政治课学时古总学时的十分之一，外国语必修三年；体育课必修二年，每周二学时；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共16~28周，可集中或分散进行；毕业设计一般为10周左右；每周上课时数为36学时，其余时间自修；每年寒假2周，暑假4周；学生自入学到毕业，对其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劳动教育及专业思想教育和学习纪律教育。

  机械系按照上述规定，在参考苏联高等学校同一专业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出本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由于安排的教学分量过重不久即出现超时现象。据学校统计，教师每周工作60~70小时，学生60小时以上。1953年8月，学校决定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学习每周不超过54小时，并要求加强文体活动。当时，教师除担任教学等工作外，还都在突击学习俄文。

  1953年初，学校作出“关于教师工作时间规定的决议”，规定全校教师在每周一、五下午集中学习俄文，党团活动时间一律安排i昆期天上午进行，政治学习和工会活动每周两个小时。

  1953年起，教育部开始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育部委托我校重点修订内燃机专业的教学计划，为此，史绍熙亲自去北京向苏联专家请教，研究室多次讨论，于12月中旬完成修订工作。同年，教育部还委托我校制定精密机械仪器等六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也如期完成。1951年暑假后，全系各专业均按教育部组织修订或新订的统一教学计划实行，四年总学时不超过3800学时（原为4000以上），周学时平均为2z学时，专业课学时数相对减少，基础课学时数相对增加。

  本年开始，机械系即按教学计划的要求，组织学生进行正规的生产实习。系属实习工厂早于1952年起即已开始修整设备进行教学实习。1953年起还试行课程口试制度；i954年又仿照苏联试行上课“六节一贯制”，即每天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一点钟，连续上六节课，受到师生们的强烈反对，不久即停止了这一做法。

  1954年开始组织学生进行课程设计；1955年起全系毕业班进行毕业设计和组织毕业设计答辩。至此，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种教学环节均已开始实行，初步掌握了专业教学的全过程。1955年起，史绍熙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为机械系培养研究生之开端。1956年苏联专家杜伯雷宁来系，开设精仪课程，并协助培养青年师资。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1954年5月学校公布了“天津大学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的体力、耐力、速度、灵敏性、体操等方面规定了十五项具体指标。自此，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以后，学校大操场上到处是进行身体锻炼的男女学生，争取早日“达标”。

  在教学逐步走上正规的同时，相应地进行了系的组织机构建设。

  1953年9月，学校正式公布了机械系的教学组织，并任命了负责人：机械系建立金属工学教研室，赵蕴山为主任；机械原理及机械零件教研室，许镇宇为主任；热工教研室，范正钊为主任；内燃机教研室，史绍熙为主任；机械制造教研室，彭泽民为主任，焊接教研室，孟广为主任；化工机械教研室，余国踪为主任，邱宣怀为副主任；精密机械仪器专业筹备组，王守融为主任；机械系的机械制图课教师与其它系制图教师合并组成工程画教研室，巩广文为主任、王晓苍为秘书，由教务处直接领导。

  1954年2月，学校调整各系的组织结构，增设系务助理，协助系主任工作，董振家为首任机械系系务助理；同年秋，改由朱磊接替，并担任机械系党支部书记。之后，由于系的规模日益增大，系的管理工作日趋繁重，1955年学校又任命史绍熙为机械系副主任。史绍熙为1939年本校机械系毕业生，1949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1949至1950年在英国斯旺西学院任研究员，

  1951年回国到母校任教，1981至1986年任天津大学校长。史绍熙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燃烧学和内燃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担任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长、国际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燃烧学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天津大学机械系在分设专业后的头几年，为适应各专业的教学要求，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1952年，原三校机械实习工厂设备齐集七里台新建的机工厂，共有各类机床60余台，其中十多台是当时质量很高的进口机床。1954至1955年，又陆续购入苏制各种普通车床、钻床、立式车床、卧式镗床、万能铣床、六角车床、自动车床、插齿机、滚齿机、无心磨床、外圆磨床等新式机床30余台，使机工厂成为拥有上百台机床、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实习工厂。与此同时，铸、锻、木、焊、热处理设备也有相当补充。在新建厂房内部，各种机床、设备布置有序，成为当时各高校中设备最为齐全的实习工厂之一。并有很多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辅导实习经验的技术工人，如胡泽芬、刘志存、杨茂林、孙庆福、邓玉才、艾文化，赵广智、袁振中、范佳林、王金淼、吴廷林、刘惠堂、张福山、张金荣、李玉和、李自新、王德福、郎维环、刘五银、穆祥庆、管建林、张贵元、朱宝璋等，在赵蕴山厂长和郭晓鹏、高斯脱、、赵德让、程名齐等的组织安排下，很快地使工厂实习步入正轨。为了解决学校各单位的设备制造与维修，1956年由机工厂调出一些机床和工人成立了制配厂，归学校直接领导。

  1953年底，机械系以机工厂原有的测量仪器为基础，成立精仪实验室，迁入刚刚落成的第五教学楼。1953至1957年，学校重点扶持了精仪实验室的建设，先后添置了干涉仪、测长仪、表面光洁度检查仪、齿轮测量仪等精密测量仪器和各种精密机床，如螺纹磨床、坐标镗床等，是我国最先建立起来的精仪专业实验室。同年，又开始筹建化工机械实验室，陆续购入各种泵和压缩机等实验设备。内烧机实验室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1952年起先后添置各种发动机及测试设备，1955年迁入新建的2700平方米的内燃机楼，陆续建成发动机、润滑油、电气、油泵等专门实验室。1955至1956年，机械系又重点进行了焊接实验室的建设，购进闪光对焊机、点焊机、滚焊机、埋弧焊机、接触焊机和磁力探伤机等以及一些测试设备，1957年迁入第一教学楼。1955年起，在机工厂北一厂西半部建设机床实验室，十几台机床设备和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均由机工厂调入，1957年迁至新建的第十教学楼。

  院系调整后到1956年，机械系的组织结构、教学工作和实验室建设等均已逐步完善，全系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科学研究工作也陆续展开。例如1954年由王守融、孙家、范佳林等研制的“精仪01型计算尺半自动刻线机”，曾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展出，后转产于南京教学仪器厂，并于1965年获得国家科委授予的科技成果奖。同期，在史绍熙教授指导下，进行复合燃烧式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二）机械系分系，改建机械制造工程系

  1956年，由学校教务处直接领导的工程画教研室一分为二，分别归属土木系和机械系，从而机械系增设机械制图教研室，杨学涵任主任；同时，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两教研室划归机械系，分别由薛光燕、贾有权任主任。至此，机械系已有机械制造、内燃机、焊接、精密机械仪器、化工机械、热工、金属工学、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12个教研室，不久机械制造教研室又分为机制、刀具、机床三个教研室，则机械系的教研室数目已达14个；更由于当时机械系已有机械制造、接、内燃机、化工机械、精密机械仪器等专业、1957年暑假以后的在校学生已达1570余名，系的规模加大，增补彭泽民、王守融、余国琼为机械系副主任；机械系党支部改为党总支，朱磊任总支书记，李曙亮、徐希贤任副书记。

  1957年末，经过群众讨论，学校批准，于1958年初将机械系一分为三，即第一机械系，包括机械制造专业和机制、刀具、机床、金工、制图等五个教研室及附属实习工厂，彭泽民任副主任；第二机械系包括精仪、焊接两专业和仪精、焊接、机原、机零等四个教研室，项任澜任主任，王守融为代主任，第三机械系包括内燃机专业和内燃机、热工等两个教研室，史绍熙任主任；化工机械专业调归化工系。

  王守融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任教。1940年在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分厂厂长。1945年赴美国考察，后在加拿大帝国机器公司任机械设计工程师。1948年回国后任中央机器公司上海厂厂长。1949年任南开大学机械系教授。1952年起先后任天津大学机械系教授、副系主任、精仪系代主任。1966月8月“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终年四十八岁。王守融主持精仪专业和精仪系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为该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守融治学严谨，学术造诣很深，是我国仪器制造和精密机械学的著名专家，科研成果和论著甚丰，曾兼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仪器仪表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9年，三个机械系又进行了更名和调整，将焊接专业及焊接教研室调归第一机械系，成立机械制造工程系；其它两个机械系则分别改称精密仪器系和动力机械工程系。1966年春，机原、机零两教研室又调归机械制造工程系。

  分系工作完成后的机械制造工程系，即以后简称的机制系或机械系，由彭泽民任系主任。彭泽民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工作。1944至1947年在美国莱克明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布勒机床公司考察和工作。1947年10月回国到南开大学机械系任教。1952年任天津大学机械系教授，1956年起先后任机械系副主任、主任，1983年任名誉系主任。彭泽民主持天津大学机械系工作长达二十余年，为机械系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彭泽民是机械制造和机械动力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识深厚，论著颇多，还兼任国家教委高校机械基础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振动学会机城动力学会顾问、天津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8年分系后，第一机械系即增设铸造、压力加工、金属学热处理及热处理车间设备等三个新专业，分别由郭晓鹏、朱磊、苏德达及陈复民等进行筹备，并同时筹建相应的专业实验室。同年秋，三个新专业各招收一个小班新生，10月成立三个专业教研室。1960年，铸造、压力加工、焊接三个专业合并为“热加工专业”。1961年铸造和压力加工两专业停办，两专业1958、1959年所招收的两届学生转入焊接专业。此后，机制系则包括机械制造、焊接、金属热处理等三个专业和机制、刀具、机床、焊接、金相、金工、制图等七个教研室和附属实习工厂。

  1959年机制专业120名学生分别转入新建的无线电系、数理力学系的各专业。1962年数理力学系撤消，该系196C年入学的一个小班学生转入机械系的机械制造专业。

（三）进行教改试验

  1957年整风反右后，进行“整改”。根据上级指示，停开了四门政治课，改为结合政治运动开设共产主义教育课程，其它课程未作根本改变；在“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和号召知识分子下乡的情况下，机械系下放到西郊区李楼乡农村和外调的教师、干部共49人。半年以后，下放人员陆续返校。

  1957、1958年，毛泽东同志前后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并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根据这个教育方针，开展了教育改革试验。在“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指导下，1958年8月起，学校采取了以生产为中心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的错误作法，全校实习工厂和实验室改为生产工广。机械系实习工厂设立生产车间，实验室改为其所属的工段，组织教师担任生产中的技术工作，一部分二三年级学生停止课堂学习，到实习工厂劳动一年。紧接着，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开展了“拔白旗”运动，错误地打击了刻苦钻研业务、致力于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在大办工厂的同时，又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机械系开展了轴承、程控车床，万能工具铣床、小汽车、机器手、铜铝闪光焊和电渣焊等的研究与应用，并小批生产皮带车床、卷杨机等。同年11月，再次发动全校性的教育改革运动。由于运动多、劳动多和随意停课，教学秩序被打乱，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教学质量一度下降。1958年下半年，还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七年制的“半工半读试验班”，1959年即停办。1958年还成立了焊接材料研究室，不久亦撤消。

  1958年8月和10月，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天津大学，对学校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同志还参观了机械系实习工厂。

  1958年分系后，李安民任机械制造工程系党总支书记，章雨霖任副书记，以后又增补白克明为副书记，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彭泽民任系主任兼系务委员会主任，1960、

  1962年又增补齐树华、朱磊为副系主任。迄1964年，章雨霖、白克明已先后调离机械系，增补关学成、王珍玺为党总支副书记。

  1959年初，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日制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对一些错误作法开始纠正。天津大学决定采取“一、三、八”制，即每年一个月假期、三个月劳动、八个月学习，教学总时数为3300~350）学时。据此，机械系各专业又修定了教学计划。同年7月，机械系金属工学、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四教研室受教育部委托，制定了化工，轻工类专业所用的四门课程教学大纲。

  1959年5月，周恩来同志来校视察，并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教学是主导方面，要特别注意教学质量，提高质量。但为时不久，1960年2月全国又掀起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双革）的群众运动，学校于6月起停课一个多月，包括机械系师生在内的4600余人分赴邯郸、石家庄、保定等地大搞，“双革”。机械系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在校内外搞自动线设计与制造。由机械制造专业师生和实验室工人共同研制的“成批可调整轴类加工自动线”，包括五台机床和自动运输、上下料机械手，曾在北京展览馆展出，是为我国首次研制的机械加工自动生产线。同年，为了探索高技术的研究，机械系曾一度设置“精密机械”专业，抽调机制专业少数在校学生转入该专业，仅办一届，未及结业即停办，学生仍按原专业毕业分配。

  根据中央“凋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9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通称的“高教六十条”。机械系再一次修订教学计划，各专业学生每学年用于教学的时数都在八个月以上，参加劳动时间大约一个月，学生基本理论的学习较前增强，基本技能的训练有所提高。1962年春，机械系各专业的部分教师受聘参与修订全国统一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新的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在校学习五年的总周数为256周左右，其中理论教学一般不得少于143周，教学实习与生产实习共15~20周，生产劳动约20周（其中公益劳动10周左右），五年总学时数为3000~3200，课程门数为25~30门。至此，儿年来教学的混乱局面开始趋向正常；同时，机械振动、焊接、静压轴承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陆续恢复和进一步展开，教材编写工作也有组织地进行起来。1962年起，机械制造、焊接、机械零件等教研室开始招收研究生。

  但是。1964年又开始进行新的教学改革。机械制造专业1964、1965年入学的部分学生试办“半工半读班”，学制仍为五年，五分之二时间劳动和生产实践，五分之三时间上课。1964年末至翌年8月，二、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到衡水北沼公社等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四清”。1965年3月，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分别到青岛、杨村的部队所在地“下连当兵”，历时两个月；留校师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建校劳动。

  同年，招收“中等专科班”.学生60名，开办未及一年，即因“文革”而中断。1965年9月下旬，高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到安次县参加第二期农村“四清”，尚未结束时即发生“文化大革命”。

  上述这一时期，1952年10月至i966年5月，机械系共毕业学生2792名，其中包括研究生20名。这些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不少人已经担任了重要职务。

  1966年初，机械系共有教职工228人（未计实习工厂），其中教师156人（教授5人、副教授6人、讲师61人、助教84人），干部29人，技术人员26人，工人17人。

（一）机械系的十年灾难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使天津大学机械系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受到一次时间最长、最为严重的破坏。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天津大学，学校被迫停课。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乱箭齐发，机械系教学楼的里里外外，很快被大字报所淹没。把机械系的一些领导干部批为“黑帮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绝大多数的教授、副教授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把一些青年教师诬为“修正主义苗子”。不久，学生进入教研室“闹革命”，运动气氛更浓。8月7日上午，全校有数百人被强行揪在一起，戴高帽游街批斗，其中包括机械系的干部、教师二十余人。当天下午，机械系又组织批斗，被批斗的波及到更多的干部、教师和职工。翌日，各教研室又分别组织批斗，被斗人数又有所增加。此后，三十余人被关进“牛棚”，进行审查，责令“交待问题”；被抄家的有33户。系的各项工作完全瘫痪，陷入全面混乱，一切被运动所取代。由于林彪、“四人帮”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在天津大学也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全面内战的局面。

  1967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派遣指战员进入天津大学，对师生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组训”，外出“大串连”的学生陆续返校。同年7月，开始“复课闹革命”，一边进行教学，一边摘运动。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1966届学生于11月开始进行毕业分配，其余年级学生请教师登台讲课，基本上仍按原有教学计划进行，学校又暂时出现办学景象。在此期间，水利系水建专业部分学生转入机制专业。

  1968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天津市派遣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天津大学。此后，天津大学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机械系干部、教师共有二十余人被关进“牛棚”，采取非法逼供和侮辱人格等种种做法进行“审查”，实行专政，造成了很多冤案和错案，以致机械系在“文革”中有五人被迫害致死，不少家属受到株连。

  1969年11月，林彪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搞了一个所谓“第一号令”，机械系大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被集体疏散到宝抵县农村、工厂达六个月之久进行“再教育”。1970年5月开始，又强行将机械系十名干部和教师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大港区和北郊区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使他在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在生活上造成很大的困难。同年6月，林彪的死党、“中共文革”组长陈伯达两次跑到天津大学，兜售所谓“教育革命方案”，提出要把天津大学办成一个大加工厂、大母机厂。于是，机械系便实行了“厂系合一”，挂出“机械厂（系）”的牌子；同时，又向实验室开刀，机械系设备价值达百万元的机零机原实验室被彻底“砸烂”，使这个在全国高校中颇具声誉的实验室毁于一旦，仪器设备荡然无存，高精度齿轮箱被弄到食堂改作和面机，动平衡机抛在室外变成废铁，连实验桌凳也全被拿走，还称之为“开仓济贫”。机床实验室又被并入机工厂，部分精密机床和工具被搬移去搞生产，其它实验室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部分教师下厂劳动，以军队编制形式分别组成连、排、班，一切行动均由早于1969年5月成立的机械系“革命委员会”，实即“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指挥。1970年12月寒冬季节，又强使全系绝大部分师生进行所谓“千里拉练”一个月，自负背包，徒步往返，到玉田县林南仓一带，孟广、彭泽民等一些老教授也未能幸免。同年起，又组织干部、教师分期分批到宝抵县大白庄、大港区大苏庄校办农场进行为期络半年的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大快人心。机械系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奋起批判林尴极“左”路线，但当时却不准批判极“左”，反而提出什么批判“极右实质”。

  1972年，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加强和重视基础理论的指示精神，曾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随即又进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机械系的教学等工作又一度出现转机，但为时不久，“四人帮”又搞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机械系师生积怒子胸，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不幸因病逝世，举国哀痛，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然而，“四人帮”却乘机作乱，恣意妄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在校门对面墙上张贴出一幅白纸黑字十分醒目的大型标语“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代表了全系师生的心声。当时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几次下令覆盖掉，但每天清晨，这条大标语又被重新修整好，呈现在南来北往的行人面前。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病逝。7月28日发生强烈地震，第十教学楼受到严重损坏，不得入内，半年多的时间在“临建”上课。同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不幸逝世，全系师生无比悲痛。十年来的天灾人祸，使全系师生心情万分沉重。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机械系从此也获得新的希望。

（二）“文革”期间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1968年底，机械系1967、1968届毕业生分配离校；1969、1970届毕业生于1970年8月一起进行了毕业分配。他们都在“复课闹革命”时补学了主要的课程内容。

  1969年5月开始，部分师生以“教育革命小分队”名义先后到一些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同年8月，开办了“机械自动化”工人试点班，学员50余名均来自市内各工厂的驻本校工宣队员，平均年为龄为28岁，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者约占百分之七十，学制三年。

  1970年10月，机械系还招收120名初中毕业生开办“中等技术工人班”，学习两年后分配到本校和市内工厂当工人。

  1971年开始，招收三年制学员。当年6月份，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的请示报告》，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办法、学员待遇、分配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当时强调“要发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许有多提法是极“左”的、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广大教师为培养三年制学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教学活动中，不少教师坚持文化标准，实施各种教学环节，对“四人帮”鼓吹的以政治代业务、以干代学等形而上学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四人帮”破坏所带来的损失。由于这些学员大多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颇知失学之苦和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般多能努力学习，尊重老师。机械系机械制造、焊接、金属学及热处理三个专业的首届学员于1971年10月15日入校。1971年内燃机专业又调回机械系，同年决定恢复铸造、锻压二专业，故自1972年起，机械系即按六个专业招生。自1971至1976年，机械系招收三年制学员共六届，毕业生合计1527人。

  为适应教学要求，不得不于1972年恢复了教研室和实验室。1974年初撤消了系“革命委员会”，恢复系主任制，史绍熙任系主任，彭泽民、朱磊、田海亭任系副主任，李安民、黎渭水、金晓玲分别任系党总支正、副书记。1974年6月，又进行“教学体制”变动，将全校各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教师，分配到有关专业教研室，实行专业办学；1976年1月，又组织所谓“专业委员会”，直至1977年底才撤消。

  在“文革”期间，机械系的师生员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机会，承受着各种压力，利用运动间隙，想方设法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如黄时聪、孙容熙等研制的“精密电容测微仪”，赵家瑞、杜则裕等研究的“硬铝熔化极脉冲氩弧焊”等，均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朱磊、苏德达等研究的“压缩机气阀弹簧钢丝强韧化热处理新技术”，1975年投产，1982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机械系共有机械制造、焊接、内燃机、金属学及热处理、铸造、锻压等六个专业。自1966至1976年，机械系共培养毕业生1669人，其中包括“文革”前入学的1011人。在这些毕业生中，不少人已成为生产、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骨干。1976年全系共有教职工376名，其中教师285名（教授5名、副教授8名、讲师74名、助教198名），干部27名，工程技术人员20名，工人46名（不含实习工厂）。

（一）拨乱反正，恢复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批判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天津大学机械系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78年8月，天津市委派出工作组进入天津大学帮助工作。10月召开了全校批判“两个估计”（即“四人帮”所说的：“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会，继之开展了“揭、批、查”运动。经过一年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到1979年8月，天津大学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机械系平反和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共77人，其中平反昭雪的5人。在此期间，还修复了地震损坏的教学楼。

  与此同时，自1977年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以来，又重新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新生，学制改为四年。1978年初，“文革”后招收的新生入校；同年秋，又恢复了中断十二年之久的研究生工作，机械制造、焊接、内燃机、机械学四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80年，铸造专业也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79年，内燃机专业调出，成立热物理工程系（后改称热能工程系），史绍熙任该系系主任，彭泽民继任机械制造工程系系主主任，齐树华、田海亭（兼党总支副术记）、张光本任副主任，后又增补关学成任副主任兼天津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朱磊任党总支书记，黎渭水任副书记，李安民调学校任纪委书记。1980年，齐树华调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任副院长。

  1979年，机械系恢复了金属工学的教学和实习，重新成立了金属工学教研室（改称机制基础教研室），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1年，恢复了机械系学术委员会。1979年起陆续建起了系资料室、电教组和计算站，各项管理制度逐渐建立，系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各教研室、实验室工作也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在机械系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建设中，很多教职员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成绩。1982年，周廷铠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许玉环被评为天津市“三八”红旗手。

  1981年我国正式建立学位制度。基于机械系早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和开展科研工作，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名单中，机械系获准建立机械制造、焊接两个博士点和机械制造、焊接、机械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四个硕士点。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孟广、彭泽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5年铸造硕士点又获准建立，1986年又增加张文钱、刘又午为博士生导师。

  为了适应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1982年初机械制造教研室一分为四，组成机制、液压、测试三个教研室和一个机械动态特性研究室。同年秋，朱磊调任天津大学教务长，后任副校长，机械系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彭泽民仍任机械系主任，张策、徐乐平、张光本任副主任，田海亭任党总支书记。1983年5月，彭泽民因年事已高，辞去系主任职务，田海亭亦调校任职（后任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改任彭泽民为机械系名誉系主任，张策继任系主任，徐乐平、张光本、王忠琪任副主任；石则昌任党总支书记，杨秀珍、王玉林任副书记。不久，石则昌调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后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徐乐平调任青岛大学副校长（后调回天津大学任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增补许玉环任副主任，王玉林任党总支书记，侯福生任副书记。

  1983年，开办机制专业走读班，共举办两届，各招收两个小班学生。同年，受教育部委托，由机械制图教研室开办了“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师资培训班”，为全国15所院校培训师资，开设有微分几何等五门课程。机械系还在山东胶南、河北霸县、大港油田等地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并参加我校在山东牟平培训中心的机械制造班的全部教学工作。

  1984年，建立系办公室的岗位责任制，开始进行科技档工作，由于工作开展迅速，质量较高，多次受到学校表扬。同年，还制定教师的培养提高方案并开始实施，还开展了按教学、科研任务组织学科组试点，成立了微机应用及软件开发筹备组，并筹建机器人研究室。

  1985年初，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调出，与化工系、应化系有关专业组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王玉林调任该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天津大学秘书长），周武声继任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同年9月下旬，学校举行天津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机械系校友数百人回母校参加庆祝活动，机械系组织了联欢会、座谈会，在校师生同返校的校友欢聚一堂，气氛极为热烈。

  1986年5月，李鹏同志来天津大学视察，并题字“实事求是，以严治校”，给予全系师生很大鼓舞。同年，机械系制定出本系发展的“七五规划”，对教学、机研、实验室建设、师资培养、管理工作改革等方面，都提出了规划指标与措施。当年，开始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对符合聘任条件与工作需要的教师领发了聘书，每次聘期为二年。

  由于几年来机械系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和全系教职员工在教学、科研等项工作中勤奋努力，锐意改革，做出成绩，1986年起机械系连继被评为天津市“文明单位”。同年，张策被中共天津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出席全国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绩经验交流会，吴振勇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孙昭文被评为天津市“三八”红旗手，1981、1987年王毓奇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987、1988年汤绍模和徐宏文先后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七五”立功奖章。

  为适应科学研究与对外科技服务的开展，1986年机械系成立所系合一的机械工程研究所，除由系主任和主管科研工作的副主任兼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外，张文饿任副所长。翌年，机械系又与自动化系、计算机系、无线电系联合组成跨系的智能机械研究所，挂靠在机械系，由张策任所长，许玉环、彭商贤任副所长，机械系同时正式成立机器人研究室。同年，机械系的机械动态特牲研究室又与力学系、热物理工程系联合组成振动研究所，挂靠在力学系。1988年10月机械系将系微机应用及软件开发中心、系计算站合并，并加以充实，组成计算机辅助工程（CAE）教研室；同年又将测试教研室并入机制教研室。至此，机械系共有机制、焊接、液压、铸造、锻压、金工、制图、机原、机零、CAE等10个教研室和机械动态特性、机器人两个研究室。

  自1979年恢复教师职务评定以来，迄1988年共进行五次评审工作，共有22名副教授普升为正教授和研究员，105名讲师普升为副教授，还有8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被评为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副研究员；此外，还进行了讲师和其它系列的中级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

  1986年起，实行教师退休制度和实施人才流动制度。至1988年11月，机械系（包括附属实习工厂在内）共有教职工435人，其中教师213人（教授22人、副教授77人、讲师93人、助教21人），研究、技术人员63人（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1人、高级工程师3人、高级实验师4人、工程师17人、实验师6人、助理研究员1人.馆员1人、助理工程师17人、助理馆员1人、助理会计师1人、技术员10人），工人156人。

  1988年4月，张策辞去系主任职务，朱梦周继任系主任，王忠琪任常务副主任，许玉环、单平任副主任，张光本改任正处级调研员；周武声任系党总支书记，杨秀珍、吴振勇任副书记。

（二）提高教育质量，开展科学研究

  1978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机械系的教学工作稳步前进，科研工作蓬勃开展，取得显著成绩。

  在教学工作上，1978年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目标，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加强理论基础和增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四年总学时为2500左右，其中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的学时占全部学时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专业课学时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并系统地恢复了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教学实验和毕业设计等备个实践教学环节。1979年起，又修订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1981年，学校陆续制定了一整套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机械系开始执行教学检查与全面整顿教学秩序，使系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各专业都更了教学内容，开设出新的课程，普遍增加了工程数学、计算机及其应用、测试技术等课程。为此，很多教师积极投入教材与专著的编写及翻译工作，除校内自印教材外，仅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即达80余种（1952年以来共110余种），字数在1500万字以上。这在些由机械系教师主编或参编的图书中，有的还在全国性图书质量评选中获奖，如张文钱主编、张炳范参编的《金属熔焊原理及工艺（上册）》，获得机械委教材特别奖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许镇宇、邱宣怀主编的《机械零件》，祝毓琥、陆锡年、石则昌参译的《机构（上、下册）），张力真、宋力宏、杨万春编写的《金属工艺学（下册）》，均获得机械委二等奖；龚方岳、陈敏熊参编的《金属学》，除获得机械委教材一等奖外，还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自1985年入学的年级开始，学校决定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学分数为190-210。为此，制定了各专业的学分制教学计划。为了进行教学改革、加宽专业基础和保证新生质量，自1987年起，铸造、锻压两个专业不直接招生，改为扩大机制专业招生名额，待高年级时，根据学生志愿和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专业分流，活化专业。1988年受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委托，为其代培以汽车模具设计为主的锻压专业人才，招收三十余名学生。

  1988年国家教委为检查教育质量，总结培养经验，委托国家机械委组织专家组对我系机械制造专业进行专业评估。依据“专业评估大纲”中列出的德育、智育、体育、师资、科研、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几十个项目，逐一进行资料审查、作业抽查、学习质量抽测、课程及教学环节统考与统测以及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专家组对我系机制专业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和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同一专业的评估中名列前茅。在此之前，1986年还以通讯评估的方式对我系焊接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了评估，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评为A级，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被评为B级。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科生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1988年成立了机械系基础课教学研究委员会。

  为开展教学和科研提供条件，在此阶段，各个实验室和附属实习工厂也有相当的发展与提高。早于1979年，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天津大学开展清仓核资工作。机械系对全系几千件仪器、设备和各种材料、工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清理，登记造册，澄清了“文革”以来设备管理的混乱局面，搞清了底数。

  1983年11月，机械系召开了教学实验经验交流会。交流经验，寻战差距，提出进一步提高教学实验质量和改善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措施。会后，制定了机械系“实验室先进工作者评比条件”、“六好实验室评比条件”，每年开展评比、促进提高；还拟定了“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考核办法。1988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教学实验经验交流会，并进行了现场观摩表演。

  1983年，在“文革”时并入校机工厂的实习工厂又回归机械系，重新恢复了机械系附属实习工厂。经学校支持，当年购入车床22台、铣床7台、刨床2台，还调来并厂时自制的车床10台，共计新增机床等设备40余台，实习工厂的面貌大为改观，为教学实习和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初开始，机械系先后充实了金相等实验室，陆续添置了新式仪器和设备，特别是1986年前后购入两台机器人，1987年购入加工中心，1988年购入焊接热模拟机等先进设备，对提高教学、开展科研起到重要的作用。几年来，计算机的数量不断增加，1984年起即逐渐引入各门课程教学，大量应用于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截止1988年末，包括附属实习工厂在内，全系共有仪器、设备5000余台、件，其中包括机床239台，焊机59台，计算机50台。资产总值已达1300余万元，为本科生开出教学实验160多个和全部的教学实习项目，能提供百余名研究生的试验研究条件，成为实验教学、进行科研的重要基地。

  为改善实验室和设计绘图室的条件，学校将铸工车间调归机械系，使得铸造、锻压二专业扩大了实验场所。1986年第十九教学楼建成，其中约2330平方米作为机械制图专用教室和机械零件教学模型室。1987年又接建成2400平方米的第十教学楼东楼，在“文革”中被“砸烂”、经过16年到处“流浪”的机原、机零两实验室，才得到全面的恢复。1938年，全系实验室面积已达3987平方米。

  在科学研究方面，1978年以来是机械系科研工作迅速发展的时期。大部分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地投入了科学研究，进行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十年来，共取得科研经费近800万元，科研成果鉴定80余项，其中获得省市级以上奖励42项、发明专利7项。例如彭泽民等研究的“机械动态性能研究及应用”和孟广苗等研究的“焊接结构的断裂和强度”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王春祺等研究的“可锻铸铁HE型孕育剂”获第36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银牌和国家发明三等奖，张金辖等研究的“工业X射线探伤用复合铅增感屏”获第二届发明展览会金牌奖，贾安东、单平等研究的“压力容器缺陷评定方法的试验研究”获机械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赵家瑞等研究的“自行车前又熔焊气电焊的研究”和李俊岳等研究的“焊接电弧过程激光显示技术”均获得天津科技成果一等奖，由彭商贤等与自动化系等单位研制成功的“STJ-1型平面关节型装配机器人”获天津市新产品二等奖，并在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出。同期，全系发表科研论文900多篇，其中在一、二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研论文130余篇，教学研究论文20余篇。由于在科学研究中的贡献，1986年赵家瑞、凌天成、张文钱、李学熙、王跃祖等五位教师受到天津市科委的表彰。

  为促进科研、奖掖后进，孟广盐教授在他从事教育工作52周年之际，于1985年捐款一万元设立机械系焊接技术奖金，受奖范围为本系焊接专业的教师（后改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每年校庆前颁发一次。

  为培养师资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几年来共选派29名教师出国学习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还有20余人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访问，接待了来机械系讲学、访问的外国学者19人次。此外，还恢复招收外国留学生。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械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日渐增多。迄1988年9月，机械系共招收硕士生302名（未计入“文革”前招收的研究生30名）、博士生19名，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已达1：5。有硕士研究生导师57名、博士研究生导师4名。

  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教书育人方面，这一期间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各方面的好评。系的党政领导共同组成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系的学生工作组则直接组织专职、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开展深入细致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1983年起，又聘请一些讲师、副教授担任高年级学生的班导师。经过这些同志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使得机械系的学生工作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并发表多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研究论文。在他们的引导和帮助下，学生们的思想面貌、品德素质都有相当的提高。在“马列主义知识竞赛”和“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的全校评比中，均获得第一名。开展的“文明宿舍”活动，1983年受到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的鼓励与肯定。他们还开展了大量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党课学习等等。正是由于工作成绩比较突出，1986年刘和平被授予天津市“教书育人模模教师”称号，1987机械系团委获得天津市授予的“新长征突击队”称号，1988年86级机制乙班被评为天津市优秀集体；一些学生，如许安江、李来凤、刘大山、魏军、高宝霞、韩文胜、朱日明、郭象军、郭华群、周学工、李文利等被评为天津市级“三好学生”，1986年刘宝强被授予天津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87年吴永升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团干部，1988年庞雁冰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学生干部，等等。

  自1977至1988年，机械系共毕业2626名，其中包括本科毕业生2460名，授予硕士学位者161名，授予博士学位者5名。此一阶段，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天津大学机械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90年代，机械系将会得到新的进步与腾飞！

资料来源：天津大学机械系简史（1895-1988）

张策 吴连熙 刘益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