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 Ciencia yTecnología，MUNCYT）的阿尔科文达斯馆，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北面的卫星城阿尔科文达斯市（Alcobendas），是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现有的两座主要博物馆之一，于2014年开馆。这座博物馆致力于科技历史遗产收藏、科学研究历史背景展示、互动展项和演示实验之间的有机结合。这一展览策划思路，是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做出的选择。

一、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沿革与概况

（一）决策建设科学工业博物馆

1975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病逝后，西班牙开启了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此前曾两度搁浅的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筹建计划，得益于这一契机而重启。西班牙政府从1976年开始不断增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系；筹建团队有计划地参观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博物馆，包括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学习展览设计经验并积累潜在的展品。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两种类型科学博物馆各自的侧重点，引起了筹建团队的关注。我们知道，科学工业博物馆重视对科学仪器和工业机械与制品的收藏，以描述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历程；科学中心则重视参观者对科学和技术原理的体验，这需要通过互动展品来实现，因此科学中心通常没有历史收藏，仅有一些早期的互动展品会成为事实上的科技文物。

1980年6月30日，根据1691/1980号皇家法令，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宣告成立，以马德里市区东南部的德利西亚斯（Delicias）火车站为馆址。在筹建团队考察的基础上，基于对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特点的把握，西班牙选择了首先建成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道路，将博物馆的使命确定为“保护与珍视西班牙的科技历史遗产，促进有效与优质的科学教育，并成为展示西班牙语世界科技成就的窗口”。这一决策有助于博物馆占有不可再生的科技文物，保存它们承载的故事，并为展览设计和将来与科学中心的融合提供更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收集藏品和相应的考证工作，有助于全面地挖掘和展现西班牙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扮演的角色。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是促成全球化的先驱，并且重视与航海和地理发现有关的科学研究。一个可以证明西班牙的科学抱负的典型例子，是费利佩二世国王在1598年发布了一项悬赏，征集在海上精确测定经度的方法，以降低船舶迷航的风险。这引起了欧洲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伽利莱在1616年提出一种方案，试图用木星卫星的运动和位置作为“时钟”，计算出精确的地方时，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移动中的船舶。事实上，在走时准确的钟表诞生之前，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它也说明了西班牙当时在科学领域的雄心壮志。

然而，大约在16世纪中期，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开始发生第一次剧变，从第一范式“经验科学”（对自然和实验现象的描述）转向第二范式“理论科学”（使用模型或归纳法进行科学研究）。西班牙科学界对这一变局反应迟钝，只有米歇尔·塞尔维特和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等很少几位西班牙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的过程中有所作为。与此相关的是，大约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源于法国的观念在欧洲传播，认为通过理论科学取得的科研成果被西班牙科学界接纳的过程，以及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对西班牙社会的塑造，构成了（17世纪以来）西班牙科技史的几乎全部内容。这样的视角，忽略了发生在西班牙本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工作和成果，并使其他西欧国家对西班牙形成了“不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刻板印象。这种偏见长期影响西班牙作为欧洲大国的国家形象，直到现代社会仍然未能改观，因此需要从西班牙的视角出发，加以阐释和纠正。

展馆定位和展览思路确定之后，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从1982年起开始征集藏品，以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班牙科研机构与高等学府使用的科学仪器为主。经过15年不间断的征集工作，博物馆已经积累了大量见证西班牙科学与技术发展历程的藏品。其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费利佩二世国王于1582年在马德里创建皇家数学学院（Academia Real Matemática）时采购的测量工具，以及17世纪初西班牙帝国学院（Colegio Imperial）成立和1770年卡洛斯三世国王重建该学院并改称其为圣伊西德罗皇家研究院（Reales Estudios de SanIsidro）之时购置的科研器材。除此之外，通过接收部分科研机构的收藏等方式，博物馆积累了大量18世纪和19世纪的物理、化学实验装置。1997年该馆正式开馆时的展览“打开科学的大门”（Abriendo las puertas dela ciencia），即是从这些藏品中精选350件组成。

（二）“去中心化”的科学博物馆网络

2008年，拉蒙·努涅斯·森特利亚成为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的馆长。他认为，这座博物馆需要承担起两大使命：一方面，当代西班牙人普遍对本国的科技史缺乏了解也无意探究，但博物馆需要克服这种不利因素，保护科技历史遗产，避免具有重要意义的科技文物被尘封乃至灭失；另一方面，博物馆需要为公众提供终身的科学教育，包括科学文化的熏陶，使他们能够适应科学和技术加速进步的现代社会，并且意识到科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

为了履行这两项使命，“国家科技博物馆”不应仅仅服务于它所在的城市，而要服务于整个国家。因此，它绝不再是一家单独存在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科学博物馆网络。它的藏品数量永远无法同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或者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相提并论；但得益于“去中心化”的框架，它能够以更具灵活性、更贴近公众需求取胜。因为它的藏品资源和科研成果，可以同多种类型的科学博物馆进行不同形式的结合，以服务于全国的科学教育，并引导人们珍视科技和工业领域的历史遗产。

对于缺乏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城市，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可以将馆藏资源附着在当地的科学博物馆内，使之成为旗下一座新的科学工业博物馆。如果在拥有工业遗产的城市，这样的做法会发挥出更为卓越的效果。例如，巴斯克自治区的塞斯陶（Sestao）计划将一座古老的炼铁厂改造为博物馆，但缺乏必要的藏品来展现当地的科技与工业历史。为了有效利用展示空间，引入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的资源就成为一种解决方案；这家工业遗产博物馆也会因此成为科学博物馆网络中的一个潜在的核心。

而对于已经建成科学中心的城市，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有两种典型的网络搭建模式：通过科学工业博物馆“补完”当地的科学博物馆群落，或者在成熟的科学博物馆中设置“橱窗”。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班牙出现了最早的两座科学中心，分别是由西班牙卡伊莎基金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建造的巴塞罗那科学中心，与努涅斯在加利西亚自治区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主持兴建的“科学之家”（Casa de las Ciencias）。到2010年，西班牙总共拥有大约20座科学中心，其中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形成了群落。例如在拉科鲁尼亚，“科学之家”就与同样出自努涅斯之手的两座科学博物馆——以互动形式展示人体生理活动和遗传机制的“人类之家”（Casa del Hombre），以及传播海洋学知识的水族馆“鱼之家”（Casa de los Peces）组成了科学博物馆群落，而科学工业博物馆成为其中的缺环。

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和努涅斯的推动下，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将废弃的拉科鲁尼亚艺术中心改造为新展馆，作为“去中心化”进程的第一步。得益于原建筑物的基础，2012年建成的拉科鲁尼亚馆拥有陈列大型藏品的空间。这座科学工业博物馆不仅可以保护西班牙特别是加利西亚语地区的科技历史遗产，而且能够展示对当代西班牙社会塑造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科技文物，例如“洛佩·德·维嘉”号波音747飞机的机头部分。

阿尔科文达斯馆则是“去中心化”进程的另一座里程碑，它可以被视为对另一种“补完”方式的尝试。有鉴于学界将科学中心定义为自然博物馆和科学工业博物馆之后的“第三代”科学博物馆，西班牙经济、工业和竞争力部，西班牙科学和技术基金会和阿尔科文达斯市议会在2008年达成协议，计划建设一座同时展示科技文物与科学中心互动展品的科学博物馆，亦即将两类展品在物理上置于相同的空间，以探索科技史元素与交互式元素在科学中心环境里融合的可能性，并服务于马德里自治区。2014年底，阿尔科文达斯馆竣工开放。

但如果科学中心已经与科学工业博物馆形成群落，建设新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便是不必要的。因此，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选择在这一类科学中心，以及另一些有意建立合作的科学博物馆中设置“橱窗”。通过这种边长3米的立方体玻璃展柜，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可以定期将部分藏品借展，并使之成为“橱窗”所在地的有机组成部分。

截至2019年夏天，即皇家法令颁布39年之后，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已经拥有超过18000件科技历史遗产藏品，包括科研仪器、生产工具、医疗器械等。藏品中有600件在拉科鲁尼亚馆展示，550件在阿尔科文达斯馆展示，约150件分布在西班牙各地的“橱窗”里。位于马德里市区德利西亚斯的旧馆址则保存其余的藏品，并成为接受公众探访的科技历史遗产档案馆与研究中心。

二、阿尔科文达斯馆常设展览内容设计特点

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常设展览区位于展馆二层，展览场地大体呈正圆形，被划分为3部分（见图1）：如同倒置“2”字形的“空间与时间”走廊，包裹着不属于常设展览区的演示实验室；参观者需要穿过这条走廊，来到展示场地正中正圆形的“实验室珍奇屋”；互动展示区位于外侧，是大体呈四分之三圆环状的区域。

“空间与时间”走廊的陈列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测量仪器组成，以西班牙航海家和科研机构在16至19世纪之间使用的仪器为主。走廊被划分为9个模块，分别为：（古希腊）星盘、计时工具、导航设备、数学、地形学、测绘制图、计算工具、望远镜、天与地（宇宙观的建构）。这些互有联系的模块形成了层层递进的叙事结构，从古人对日出日落的经验性认识出发，展现出人类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初相对论诞生的漫长历史中，尝试探索空间与时间本质的历程，以及这些探索对地理大发现和建构、革新宇宙观的促进作用。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测绘设备和成就，成为这一探索历程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珍奇屋”的陈列由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166件物理与化学实验装置组成，但以19世纪的装置为主，而且绝大部分藏品都来自西班牙的科研机构或高等学府。这一区域被划分为18个模块，分别为：地球大气、热学、电学、磁学、电磁感应、声学、波、光学、电磁波、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电池、能量、感知与错觉、微观世界（粒子）、化学、机械、摆。根据藏品数量和展柜尺寸的不同，每个模块会占据1至5个展柜。各个模块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展品，均附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历史故事作为背景展示。这些模块不仅彼此间存在关联，而且部分藏品会与外围的互动展品建立联系。互动展示区拥有约70项、90余件互动展品，被归入5个展区，分别是感官、能量、运动、光学和地球科学，每个展区的展品说明牌使用同一种背景图案。“感官”区主要表现听觉、视觉等人类认知周围世界的方式；“能量”区主要表现物理现象背后的能量机制，以及热机的工作原理；“运动”区主要表现导致物体运动的原因和人类对运动现象的利用；“光学”区主要表现与光的传播有关的物理机制；“地球科学”区主要表现地貌和天气现象的成因。互动展品的说明牌上印有编码；“实验室珍奇屋”中作为互动展品原型或研发基础的藏品，则在说明牌旁边附有一张彩色号码贴纸。它与互动展品说明牌使用相同的背景图案，并印有“互动”（Interactivo）字样，引导参观者关注互动展品与藏品的联系。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文献资源部负责人罗莎·玛丽亚·马丁·拉托雷解释了如此设计的原因。阿尔科文达斯馆并非完全新建，它的前身是西班牙卡伊莎基金会在2000年兴建的一座科学中心，称为马德里宇宙盒科技馆（CosmoCaixa Madrid）。当阿尔科文达斯馆选址于此的时候，出于工期、地块面积、资金和节约资源等方面的考虑，它不便对既有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或改造，也不愿丢弃尚能使用的互动展品；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希望阿尔科文达斯馆可以承袭1997年开馆之时确立的宗旨，通过馆藏的科研仪器、工业技术模型等科技历史遗产，为参观者奉上穿越科技史的旅程。因此，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常设展览被设计成为如今的样貌。“空间与时间”走廊的展示内容，与互动展示区的展品不构成直接的联系；但通过走廊终点即是“实验室珍奇屋”的设计可以暗示参观者，现代科学体系的建构，是由人类对空间与时间不断深入的认知所锚定，而西班牙曾在这一历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意向参观者提示“实验室珍奇屋”的藏品与互动展示区展品的相关性，则是阿尔科文达斯馆融合科技史元素与交互式元素的方式，也是展览策划方面的一项新尝试。拉托雷指出，策展团队希望在科技遗产与互动展品间建立起双向联系，使保护科技历史遗产与符合21世纪参观者接受特点的科学传播可以同步进行。实现这一点的一种简洁的方式，便是引导参观者通过关注两者在外观和功用上的相似性，领悟互动展品对人类科学探索历程的刻画与诠释。基于这样的方式，策展团队构建起一系列由科技历史遗产收藏、科学研究历史背景展示、互动展品这3个要素组成的科学传播线索；而其中一部分线索，还可能通过演示实验室的体验活动得以延伸。总而言之，在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常设展览区，传播知识与科学文化的目标，是通过介绍与“再现”馆藏科技历史遗产所承载的那一段探索历程来实现的。参观者操作和观看互动展品的过程，由于有了科技历史遗产收藏的指引与铺垫，而具有了“寻根”的意味。

三、互动展品与藏品建立双向联系的实例

科学中心的展品，可以从工业设备或实验室仪器转化而来，也可以从自然现象或科学原理汲取创意灵感。但工业设备与实验室仪器都具有特定的使用目的，通常并不适合直接作为展品。因此，科学中心需要对其进行再创造，称为“展品化”。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保留工业设备与实验室仪器的智力因素，即科学原理及其表现手法，参考其实践过程，同时取消其使用功能并增加艺术因素。阿尔科文达斯馆为藏品与某一项互动展品建立双向联系的工作，如同“展品化”的反演，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是直接从藏品中找出作为互动展品原型的科研仪器；其二，则是认定某项或某件互动展品的研发思路，来源于对某一科学实验的诠释。下文中会举例说明这一过程。（一）克拉尼板与克拉尼图形克拉尼板是德意志物理学家、音乐家恩斯特·克拉尼在18世纪末设计的一种装置，用以展现声音的本质。这是一块矩形金属薄板，中心固定在一个坚固的底座上，上面撒有一层细沙。使用小提琴的琴弓在薄板的侧面拉动来激励它，直到它达到共振。此时，薄板的部分区域会振动，而另一些区域则不动。细沙从驻波振幅最大的波腹向驻波振幅最小的波节线移动，就形成了“克拉尼图形”。随着手法的不同，克拉尼板上的图形还会发生变化。克拉尼图形展现出了金属薄板的振动模式，克拉尼也因此成为实验声学的先驱。克拉尼板在经过发展后，演化出多种形状，使实验装置本身及其现象都具有比较强的观赏性。因此，科学中心几乎不需要进行“展品化”的工作，即可直接将实验装置的仿制品作为互动展品。阿尔科文达斯馆拥有的互动展品，也是直接从历史上的实验装置复制而来，帮助参观者“看”到声音（见图2）。这使策展团队可以直接将它与“实验室珍奇屋”中的藏品建立联系。

（二）普拉托定律实验器材的“展品化”约瑟夫·普拉托是19世纪的比利时物理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通过对肥皂泡的实验，发现了液体表面张力的“普拉托定律”。他指出：肥皂泡的皂液膜是由完全光滑的表面组成，而且，如果排除重力的影响，表面张力会使膜稳定在表面积最小的状态。他的这项实验使用的器材是一组不同几何形状的封闭的金属框架，不仅为其他希望重复实验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所用，也成为科学中心里常见的互动展品（见封三）。在阿尔科文达斯馆，这一藏品的“展品化”，是将金属框架按比例进行了放大，并取消了几种现象不够明显的金属框架构型，使实验现象更为明显。当参观者将金属框架浸入肥皂液再取出，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形状的皂液膜。策展团队将这件展品与展柜中的收藏建立起联系，引导参观者重现当年的实验并且思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普拉托定律。（三）伏打电堆与“手蓄电池”伏打电堆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打在1800年发明的化学电池组装置，用以产生连续的电流。他将一块浸透盐水的纸夹在一个铜环和一个锌环之间，再将若干个这样的结构叠合在一起，就可以产生电流。伏打电堆的发明，使电学从对静电的研究进入到对动电的研究，将电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阿尔科文达斯馆的策展团队认为：互动展品“手蓄电池”（见图3）可以理解为对伏打电堆发明过程，以及此前伏打所做的研究工作的诠释，尽管它的外观与伏打电堆大相径庭。这件展品的原理，是让参观者用双手去接触不同材质的金属板，通过汗液的导电性来运作，产生电流的要素与伏打电堆相同。

“手蓄电池”对伏打电堆的“展品化”，是对伏打电堆所处的那一段科学史深入了解，并考虑了互动使用环境卫生要求的结果。在伏打电堆发明之前，德意志地区已经有人意外发现，如果将两根不同材质的导线连在一起，并且用这根新导线的两端接触舌头，会感觉到苦味。伏打本人所做的重复实验，是用牙咬住两枚不同材质的金属硬币，用舌头抵住它们，而后用一根导线在嘴外面连接这两枚硬币，随即感受到了苦味。这是因为唾液可以导电，不同金属产生电势差使得导线和硬币形成了回路。“手蓄电池”用性质近似的汗液替代了唾液，并通过这件展品表现出一条关于“电流产生”的线索：从伏打的早期实验，到伏打电堆的发明。（四）牛顿色碟、费纳奇镜与视觉暂留现象牛顿色碟是英国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为解释日光的成分制作的一种装置（见封三）。最早版本的牛顿色碟是划分为7个扇形的圆盘，依次涂有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当圆盘迅速转动的时候会呈现出白色，以此说明日光是由以上7种颜色的光合成的。牛顿色碟呈现出的实验现象，可以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来解释。因此，阿尔科文达斯馆的策展团队没有拘泥于牛顿对日光本质的探索，而是从人眼存在视觉暂留效应这一科学发现出发，将普拉托等人的研究工作融入其中，在关于视觉暂留导致的视错觉的互动展品与相关的收藏品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多重联系，相对全面地展现物理学对视觉暂留效应这一领域的探索。普拉托发现视觉暂留现象之后，由视觉暂留引起的视错觉现象很快被用于娱乐。1833年，普拉托与奥地利数学家西蒙·冯·施坦普费尔几乎同时分别发明了早期动画装置费那奇镜。到19世纪末，对视觉暂留效应的运用最终促成了电影的发明。另一方面，一些物理学家也基于视觉暂留现象，将牛顿色碟替换为颜色和纹理组合更为复杂的色碟，以研究视觉暂留导致的视错觉，并发现了一些超出原本假设的现象。在阿尔科文达斯馆，互动展品“隐藏的颜色”（又名“贝纳姆转盘”）源于对其中两种色碟的放大处理。原本一半全黑，另一半为白底和黑色纹理的碟片，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上面的会呈现出彩色条纹；但如果转盘上只有黑白两色的扇形，那么转动后则只会产生灰色。这种视错觉现象的成因，可能与黑色条纹两边存在的白色区域有关。而另一件互动展品“下落的水滴”，则对应更为复杂的“展品化”过程，将视觉暂留效应和液体表面张力等科学发现融合在一起。英国化学家、摄影先驱威廉·塔尔博特发现，当频闪灯制造的连续闪光达到一定频率的时候，人眼就会将其视为连续光。这一现象被普拉托所证实，并以视觉暂留效应来解释，总结成为塔尔博特-普拉托定律。在“下落的水滴”这件展品中，当水龙头放出小股自来水的时候，湍流和水的表面张力会让水以水滴的形式分离开来，只是由于视觉暂留现象，人类的大脑会将其处理为连续的水流；但如果用频闪灯以特定的频率照射水流，就可以使其“定格”，从而能让参观者通过视觉暂留效应看到水流的本质。通过这样的组合，它就同时展现了塔尔博特-普拉托定律，频闪灯对人类视觉的影响，以及普拉托曾经对液体表面张力问题进行研究等科学事实。

四、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借鉴意义

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在筹建之初首先建成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决策，在数十年后显现出它的价值，为建设“去中心化”的科学博物馆网络，以及阿尔科文达斯馆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作为科学博物馆中的两大代表性类别，科学工业博物馆的诞生要早于科学中心，但科学工业博物馆并不会被科学中心取代；相反，它们处于互补关系，并且具有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获取、保护和研究藏品，为子孙后代保留科技历史遗产，在此之上才是通过展览和教育活动，传播这些藏品所承载、见证的科学探究历程；科学中心不重收藏，它的发展方向是使纯粹的科学现象演示和理念传播更具吸引力。在只拘泥于各自模式与特点的情况下，这两类科学博物馆都会很容易走入发展的瓶颈；而两者擅长领域的有机结合，更容易营造出具有地方特色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观体验。所以，当西班牙国家科技博物馆将科学工业博物馆与阿尔科文达斯已有的科学中心融合的时候，这座新展馆的常设展览所呈现的便是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合流，并使双方各施所长的一个上佳实例。不可否认，受制于展馆的结构、容量，阿尔科文达斯馆存在一些难以忽视的局限性。这座建筑物的一层展示区已经由科技历史遗产收藏陈列和临时展览区平分，而二层的常设展览区之上便是天文馆。这样的设计，使阿尔科文达斯馆难以通过增建的方式扩大展区面积，导致常设展览区容量紧张。所以，与藏品有关的科学研究历史背景展示部分，只能通过展板静态展示的方式呈现，而且字体尺寸受限。这无疑会增加参观者忽略藏品蕴含的历史信息的可能性，并使他们领悟互动展品的效果被削弱。在展览策划实践中，这一缺憾或许可以通过引进多媒体展示设备的方式解决。但展示空间有限导致了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实验室珍奇屋”的藏品只能严格按照学科分支安排展柜位置，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而科学中心的展区是以关键概念来划分，不同的关键概念，有可能对应着同一个学科分支。因此，当策展团队将互动展项与“实验室珍奇屋”的藏品建立联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同一展柜中的藏品分别与不同展区的互动展品存在相关性的情况。例如，在“流体”模块的其中一个展柜里，陈设着用于研究普拉托定律的实验器材和用于演示阿基米德定律的浮子，这两项定律和相关实验都属于流体力学的范畴。但在互动展示区，互动展项“普拉托定律”被归入“能量”展区，因为皂液膜的状态是由其表面张力所维持，而表面张力的成因可以从能量角度来解释；关于浮力和阿基米德定律的展品则被归入“运动”展区，因为浮力变化导致了浮子的运动。于是，在“流体”模块的这个展柜里，出现了两张不同颜色的号码贴纸，分别指向两个互动展示区。在有科技教师带领的团体参观情况下，这一现象通常不会成为问题。但对于相对缺乏背景知识的普通参观者来说，这样的设计有可能导致参观动线的混乱，使他们错过一部分科学传播线索，或者在寻找两个相距遥远的互动展品的过程中感到迷惑。这一问题，或许需要通过对藏品和互动展品位置的微调，乃至在一部分互动展项旁边放置小型陈列展柜来解决。维护、校订编码系统同样是复杂的工作。作为一个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的结合体，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实验室珍奇屋”和互动展示区都有可能出现展品（藏品）替换的情况。在成立之初，这家展馆为每组互动展品分配了编码，并且为5个互动展区分配了号段。但互动展品可能出现无法维修的损坏，其编码可能为与其无关的新展品所用，在展馆内造成展品关联性的误植；展区号段内预留的编码被新增的互动展品用尽后，便不得不启用更大的编码，导致新展品与展区内其他展品的编码不连续，令参观者不易找到。而对于“实验室珍奇屋”来说，金属材质藏品如果锈蚀速度超过欧盟允许的标准，也必须送回库房保养。因此，长远来看，为了避免已经建立的相关性线索中断，博物馆需要准备相同或近似的藏品加以替换，并在每一次展品（藏品）发生更动后，对编码系统进行校订。阿尔科文达斯馆的常设展览在后续维护方面的复杂性，以及维护不足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是展览策划实践中应当加以关注的薄弱环节。尽管存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阿尔科文达斯馆仍然展现出了不同类型的科学博物馆跨界融合的积极意义。正如拉托雷所言，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科研历史遗产，未来的西班牙需要寻求将科学工业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的特点结合起来的智慧。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科学博物馆的融合，并非只有阿尔科文达斯馆展现的这一种途径。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巴塞罗那宇宙盒科技馆，即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将大量属于自然博物馆的博物学内容，比如生命演化、智慧起源（人之由来）、动物行为和生物微观结构等，以及展示亚马逊雨林环境的温室，都整合在科学中心之内。从宇宙盒科技馆内的说明可知，这些内容基于“保持生存是生物最大的冒险，对未知的适应是演化的驱动力”这一主题展开，表现生物适应未知的4种基本模式：通过强化自身来应对未知并做到有备无患；迁徙前往更能适应的环境；运用技术改变环境；通过组织化的生活来抵抗未知的风险。这样的展示角度，使自然博物馆的博物学内容与科学中心的互动展项接驳起来，也将安东尼·高迪的建筑等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仿生学案例囊括其中，使参观者领悟“师法自然”的观念对巴塞罗那城市风貌的塑造作用。这座科学中心的展览设计，无疑展现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博物馆有机融合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融合实例，是在恢复人本主义的观念加入科学教育与科学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科学博物馆对这种正在发生的观念演进做出的回应。努涅斯曾指出，科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拥有运用科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和能力，而非解出物理课本上的习题。因此，在小学教育阶段，让学生亲身体验用科学理论解决问题的过程，要强于直接向他们灌输科学家已经取得的结果；在中学教育阶段，学生们既应该了解科学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也应该了解科学走过的历程。在课堂之外，科学博物馆是提供这些科学教育要素，并使公众意识到科学寓于生活之中的重要途径。因此，打破固有模式展开跨界融合，是科学博物馆建设需要思考的方向。

作者：马之恒（自由撰稿人，原《北京科技报》记者）

来源：本文原载于《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