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苏联代表团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是科学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利用苏联政府机关与科学院的相关档案，旨在以知识史委员会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勾勒伦敦会议之前苏联科学史的建制化进程，还原苏联方面筹备伦敦会议之始末。

     20世纪20年代，生物地球化学创始人维尔纳茨基院士意识到，相比于当时欧美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史研究逐渐走上了组织化之路，俄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却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散乱之态，既没有促进科学史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没有科学史的专业期刊和独立的博物馆。1921年3月14日，他向科学院提议成立专门研究科学、哲学与技术史的常设委员会，后经决议批准建立“科学史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同年年底更名为“知识史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знаний）。

    知识史委员会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史专门研究机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科学史学术阵地之一。1931年苏联参会代表团中包括团长布哈林在内的4位院士均为该委员会成员。

     伦敦会议之前，历经维尔纳茨基、布哈林两个时期的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苏联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基础性建设。在维尔纳茨基时期该委员会明确了以建立期刊、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为目标的结构性建设方向，构成了俄国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框架雏形。此时期委员会的学术讨论范围虽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史研究，但工作重心侧重于科学院史和俄国科学史，尤其在俄国科学史领域中注重对罗曼诺索夫、欧拉、贝尔等人学术遗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维尔纳茨基对科学史的理解偏向内在主义的研究进路，未对科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给予太多重视。此时期知识史委员会学者群体之所以没有涉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十月革命以来，科学院维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具有苏共背景的科学家也还没有被纳入科学院之中。不过，这一情况在1929年共产主义之风吹进科学院之后发生了变化，苏联科学院的重组导致知识史委员会乃至整个科学院的风向发生了重要转变。

    1929年底离开中央政治局的布哈林将重心转到科学发展工作上来。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2月，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他作为知识史委员会主席在苏联科学史的学科制度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学科制度结构层面，他延续了维尔纳茨基时期学科制度结构建设的四项基本任务，主持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博物馆、重组了知识史图书馆，将委员会转制为科学技术史研究所（1932年2月28日成立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于1938年2月5日关闭，1944年重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专门的科学史刊物《科学技术史档案》（1933—1936）以及出版了《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丛刊》。

    在学科制度精神层面，布哈林确立了统一的研究标准、规划了宏大的研究计划，强化了同仁的学科认同。1931年1月，他宣读了《论知识史委员会的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就委员会未来工作计划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史学基础概念问题以及研究重心问题进行了阐述，明确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完成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转向。

     苏联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确定是苏联科学史界能够影响整个科学史界的必然前提，而苏联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则为科学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向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苏联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在西方学界的视野里充满了神秘感。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联方面筹备会议是极为仓促的，与国际学界的联系也十分疏离。但从俄罗斯科学院的档案中可以发现，维尔纳茨基早在1930年下半年就已经收到了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荣誉秘书狄金森签发的非正式邀请。苏联学界最早收到大会正式邀请函的官方机构是全苏对外文化联系协会。1931年3月15日，该协会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学管委员会、共产主义学院、科学院、人民教育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局发信询问是否派出代表参加伦敦会议，接到征询的各个机构随即对参会事宜进行了讨论，并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大会。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方面拟派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决定是由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直接审批通过的。正是因为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才使参加伦敦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之事得以实现。而最早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派出苏联专家参加伦敦会议并促成此事的人就是布哈林。1931年4月25日，布哈林向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致信，请求中央政治局在当天的例会中讨论并解决关于苏联参加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在当天议程第31项中采纳了布哈林的提议，并责成斯捷茨基、布哈林、布勃诺夫、克日扎诺夫斯基、米柳金组成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具体建议。5月5日，专门委员会确定布哈林、克日扎诺夫斯基、约费、米特克维奇、巴甫洛夫（暂定）、鲁宾施坦、科尔曼、赫森、扎瓦多夫斯基为代表团成员。后因克日扎诺夫斯基和巴甫洛夫不前往伦敦参会，瓦维洛夫替代入选。

     最终，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得以确立。代表团成员在所属单位办完相关申报程序之后，乘坐德国汉莎公司的飞机从柯尼斯堡中转飞抵伦敦。虽然由于意识形态冲突、会议设置限制、语言沟通问题等原因导致代表团的伦敦之行一波三折，但布哈林、赫森的口头报告以及《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的出版，给冉冉升起的英国左翼科学家们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肃反运动终结了布哈林、赫森等人的生命，也中止了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科学活动。反观贝尔纳则在1939年出版了重要论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二者的起落转动了科学史界的命运轮盘，科学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在西方学界得以传播，逐渐促成了科学史研究“外在主义”的新时代。

    赫森论题能够在西方科学史界产生影响也许存在某些偶然因素：或因为相较于布哈林高度理论化的阐述，赫森的报告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应用于西方人最为熟知的牛顿之上；或因为赫森本人的英语水平让西方学者更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内核思想。但在偶然因素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必然前提，即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在苏联已经相对成熟。赫森的科学史思想不是其本人的独创，而是当时整个苏联科学史界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标准的产物，是当时苏联科学史学科生态的集中体现。苏联代表团的参会并非科学技术史学学界中边缘向中心的靠拢，而是一个孤立但成熟的学术群体与主流群体的碰撞交流。因此，我们应重新评估苏联科学史界，特别是知识史委员会，在科学史方法转变的历史角色。

金俊开 唐文佩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全文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0卷第1期（2021年）：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