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学是研究人体内营养物质需要、来源、营养过程及其与健康关系的科学。英国是较早产生现代营养学的国家，其营养学发展的两大路径是动物科学和生物化学，相关研究起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中，动物科学路径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以下简称“哈蒙德”），他是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研究室的负责人，主要研究了肉食和奶制品的改良；生物化学路径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霍普金斯（Frederick Hopkins，以下简称“霍普金斯”），他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创建者，一战后着重研究维生素和蛋白质的营养作用，创建了剑桥大学威廉·邓恩生物化学研究所和邓恩营养实验室。在哈蒙德和霍普金斯等11位科学家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于1935年成立了营养咨询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建立英国的营养保障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于1941年成立了英国营养学会。二战开始后，英国通过这些工作，使其食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英国国民的营养状况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霍普金斯就是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导师。李约瑟1917年进入剑桥大学，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霍普金斯的研究所，从事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研究工作（图1）。李约瑟的妻子，霍普金斯团队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多萝茜（Dorothy Mary Moyle，1896－1987中文名李大斐）主要从事肌肉的生物化学研究和维生素的营养研究。

    1937年，鲁桂珍等三名年轻的中国学者来到剑桥，他们对李约瑟日后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鲁桂珍在中国时就从事过维生素B的研究，到达剑桥后，跟随李大斐继续从事维生素的营养研究。1939年，李约瑟和鲁桂珍一起完成了“中国膳食的历史贡献”一文（图2），指出中国古代医药文献对治疗营养疾病的启发和贡献。正因为以上因素，作为有着深厚造诣的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对营养学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开始关注战时中国的营养问题和营养学研究。

    尽管现代营养学在中国的起步稍晚，但和英国类似，其兴起的主要因素也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以持久性为主要特征的抗战，战时营养保障的相关研究更是极为重要。在李约瑟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针对前后方不同地区的士兵、伤员、民众等群体的战时营养保障体系，而且已经吸收了很多英国的经验。一些英国的营养学知识被介绍到中国（图3），一些具体的战地调查和营养保障经验也被中国营养学家吸收和采用，尤其是动物科学路径下的营养学研究，例如营养学家沈同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清华生理研究所的营养调查和保障工作，就吸收并运用了英国营养学家哈蒙德的成果（图4）。

    英国生物化学路径下的营养学研究，则主要是通过李约瑟的推动，被进一步介绍给中国科学家的。1943年2月，李约瑟到达中国，他立即开始了面向战时中国科学的广泛考察（图5），并在这些考察中探索建立英中科学界的广泛联系，构建起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的联盟。

    在李约瑟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旨在促进战时中英合作交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以此作为战时中英科学物资和情报交换的基地，李约瑟担任馆长。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为中国送来了大量的科学文献、仪器设备、试剂药品等必备的物资，大大支援了战时中国科学的发展。在应李约瑟要求送往中国的物资中就包含了大量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急需的资料、设备和药品，尤以生物化学路径下的营养学物资最为丰富。与此同时，李约瑟也十分注意英国战时营养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生物化学路径下营养学的理论和实践内容。李约瑟通过学术讲座、讨论交流等多种方式将战时英国生物化学路径下的营养学研究介绍给中国科学家，进而将英国战时营养学研究动物科学以外的这条路径进一步推送到中国（图6）。这些内容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密切关注，相关内容也被应用在后续的研究中。

    为了进一步促进战时东西方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将战时英国生物化学传统下的营养学研究介绍给中国科学家的同时，李约瑟也通过在西方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向英国政府发回报告、向英国民众做广播报道、递送中国学术杂志到西方图书馆和科研机构、推荐中国科学家论文在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等多种渠道，将战时中国科学家在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状况和取得的具有特色的成果推介到包括民众、官员和学界的西方世界。这些工作，不仅告诉西方世界中国科学家服务于战时中国军民的营养保障需求，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进一步建立起战时中西科学家之间双向交流的桥梁。

    20世纪40年代，李约瑟来到抗战中的中国。他具有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爱好者和探究者等多重身份。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在将英国生物化学路径下的营养学研究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将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的状况和研究成果推介到西方。这既缘于李约瑟作为盟国科技官员的使命，也缘于李约瑟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专业素养。这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支持了战时科学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战时科学在东西方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中的交流。

全文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0卷第2期（2021年）：246—261

作者简介

王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抗战科学史、中国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与工程史等。

杨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